从散曲中管窥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元代文人身处逆境 ,散曲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 ,从中可管窥到元代文人的人格精神 :他们反叛现实反叛传统 ,力求寻找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坐标 ;他们崇尚自由、任情任性 ,以极端的放浪不羁实现主体人格的高扬     

论元代文人的雅俗双栖创作

元代出现文人雅俗双栖创作现象,双栖创作类型主要有诗文词兼散曲、诗文词兼杂剧、诗文词兼曲(杂剧散曲)等三大类.以双栖文人的诗歌和散曲作品为例,其内容、风格主要有两大类型.其一,内容、风格相近.典型的如侯克中,侯克中的散曲内容是其乡思羁愁感怀诗的情感总汇.其二,内容、风格迥异.最典型的是徐琰,其诗文受正统儒教影响,庄重严肃.但其散曲,尤其咏妓之作,却是趣味低俗.通观认识雅俗双栖作家不同文体创作的差异及联系,有助于突破元代文学不同文体研究相互割裂的现状,既是客观认识元代丈人的需要,也是准确认识元代文坛的需要.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论马致远杂剧的文人化特点

杂剧的文人化的进程,在元代,在文人参与创作的同时,就已开始了.马致远的杂剧就表现出了明显的文人化特点,具体来说就是故事情节的淡化,情感抒发的强化,在抒情中凸现作者的声音,曲辞创作的诗化、雅化.究其原因是文人把中国文学强大的诗歌传统带进了戏曲,它虽然提升了杂剧的文化地位,但也为日后杂剧逐渐脱离市井土壤、脱离表演舞台,最终走向衰落埋下了隐患.     

试论元代散曲创作的美学特征

元代散曲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真正美学意义上的返朴归真。散曲创作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生存状态 ,并且以俗朴、直露之笔展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俗文学。散曲创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以灵活自由的创作表现了元人的新的追求     

论黄溍的诗学思想

作为元代中期倡导雅正文风的台阁文臣,黄溍的诗学思想在主张鸣一代之盛、铺张圣德的同时,还表现出吟咏性情、出之自然的创作倾向。孟子诗学在史学、心性、文气等层面上深深影响了黄溍对诗歌的认识。黄溍诗歌创作中的林泉之想,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诗学观念,并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画境界相通的清秀之美。     

论元曲奇崛的文化特质

我国传统文学观念由于受儒家诗学精神影响,强调"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即使对时政的批评也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了元代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文人地位的下降使之于传统文学精神产生了背离,从而使元曲表现出新的文化特质,即:突破传统的"中和"观念,大胆歌颂人性爱和本能欲望;看破红尘,陶醉山水,皈依佛老;揭露社会的黑暗,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的"蒜酪"风味.     

中国诗学主潮：古代文人诗的形成过程

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道义沦于髓,德业具国史——论张养浩雅俗文体创作中的担当精神

元代雅俗兼作的文人在表现相同题材或事件时,出现了"同题不同体"的创作,即用雅俗不同文体表现相同题材的创作现象。张养浩不仅是元代著名的司台谏臣、馆阁名流,且诗文词曲兼擅,其作品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张养浩在对灾荒事件的书写中,雅俗文体均有不同的表达,但都折射出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达济天下的担当精神。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俗情钟女性,散曲新天地——元西域色目人兰楚芳的散曲创作

兰楚芳不是雄壮超迈的＂江西元帅＂,而是元末明初一位流连于歌楼酒肆、钟情于多样女性的中下层文士;他以俗情、俗美描绘女性生活,把古代诗歌园地女性题材展示世俗风韵、追逐世俗情趣推展到极致。     

综百家之说开一代风气--戴表元的理学与文学

戴表元是元代著名学者、诗文作家和文论家,在宋元之际南方文人中,戴表元是能够以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从文化的、文学的角度反思亡宋、思考当代的一位。他的学术思想是自由的、开放的,兼综百家,不名一家,这为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使他在文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形成了一定影响。他的诗文成就,也博得了后人的称赏,具有较高的价值。他在元代诗文史特别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袁枚诗歌的禅影踪迹

袁枚的诗歌腾跃着鲜活的生命气息，灵动洒脱，清新自然，在清代乾嘉诗坛独树一帜 。综观袁枚诗歌作品，禅影踪迹不时闪现。拨开袁枚“不喜佛禅”的表象，即可看出他从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表现内容等方面都对禅宗有所吸收与扬弃。     

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论元曲家对屈原的评价

随着传统信仰的失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元曲家对封建政治的价值普遍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又促进了“避世”思想的膨胀,成为中国避世哲学的和声,并在元散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貌似游戏文字的散曲,能更自然地流露在传统诗词里不易流露的真情,发泄内心的牢骚。基于上述原因,元曲家对屈原的忠君爱国、清廉、独醒等为历代文人所推崇的传统美德进行了重新评价,将其作为对立面予以了彻底的否定。     

由李齐贤《奉使录》中的诗作看其元代中国观

13世纪后半叶元朝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高丽文臣李齐贤曾经出使中国,从《奉使录》的诗作中可以看出李齐贤对元代中国的印象。其中既有对蒙元入主中原的负面情绪,又有对中国风物景色与博大精深文化的赞赏与认同。     

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直到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它的真正形成,不仅成为宋代士人极力确立"中国"与"道统"的合法性的历史背景,而且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远源。     

温庭筠词在晚唐五代的传播与接受

温庭筠是唐五代第一个大力作词的文人。温词在晚唐五代时期既在不同的文化空间广为传播 ,又深受各文化阶层人们的喜爱。《花间集》以选本的形式传播温词 ,功在千秋 ;歌妓的演唱把温词更广泛地推向市井民间 ;广大文人对温词的接受表现出一个共识———“侧艳”的风貌与特质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