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

股份公司在信息公开文件中进行虚假陈述或虚假记载,不但违背有关法律关于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初衷,也必然会损害证券投资者和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分析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目的、动机及构成,探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及其承担等问题,实属必要。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因果关系

“市场欺诈理论”是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基础。在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 ,采用”市场欺诈理论”和“推定信赖原则”可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但如果不考虑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证券所导致的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不考虑诱空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将使部分实际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得不到法律救济。     

论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国证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适用作了具体规定。应结合证券法的规定对虚假陈述行为进行合理界定,明确责任主体与责任形式,并采取因果关系的推定性和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问题

从立法目的层面来理解,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对于保证人民法院提高审判质量有积极意义,但对保障投资者诉权却是有利有弊.从发挥民事责任追究的功能、增强法官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以及前置程序与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等方面来看,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是在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环境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才有的权宜之计,长远来看应该取消.     

证券私募发行的法律责任及其制度构建

证券私募发行作为一种与公募发行彼此对应又相互补充的证券发行方式,在各国的资本市场都十分常见,是指向具有特定资格的特定对象的非公开方式的发行。相较公募发行,私募发行节约交易成本、融资成本可控等优势,使其越来越受到个人富裕群体和机构投资者的青睐。然而,我国私募发行目前整体上处于实务先行、法规滞后的局面,尤其是对法律责任缺乏专门规定。应在以行政责任为证券法本法责任的背景下,深入分析私募发行中法律责任的定位问题,构建符合私募发行特点的责任制度。     

虚假财务报告法律责任产生之理论分析

法律义务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前提。财务报告法律责任是在信息义务人没有恰当履行财务报告义务时产生的。提供真实而完整的财务报告,是企业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内在要求,也是股东股权的要求。为保护资财提供者的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目前各国均采用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并追究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对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行为加以惩罚     

证券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及赔偿问题研究

该文认为,应当根据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与客观需求,在因果关系方面,借鉴美国作法,采纳“推定信赖”的原则,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另外,应适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制度。在赔偿原则与赔偿范围方面,应在填平原则的前提下,对受损投资者的间接利益损失赔偿予以支持,增加造假者的代价。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影响及司法应对

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在我国历经了3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以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作为前置程序的民事救济体系。但是面对本轮司法改革中的立案登记制,该民事救济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前置程序和诉讼模式选择的困境。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的立案应当取消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书作为立案前置程序的规定;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诉讼模式应选择诉讼代表人和共同诉讼模式,但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内部考核机制,增加对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特殊考核标准;法院应当设立独立证券投资审判庭,实现三审合一。     

英美合同法上虚假陈述分类探析

英美合同法上的虚假陈述分类与大陆法系分类上存在些许不同,这直接导致了两大法系合同法当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认定依据产生了不同的认知,一般认为,英美法系的分类较为详细,对于合同效力的判定仍然较为重视程序正义的实现,而在大陆法系当中,由于立法模式的限制,仍然将焦点关注在事实正义方面。理解英美法上的虚假陈述分类将有利于两大法系关于合同无效因素的衔接。     

试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的裁判标准——以大庆联谊案的审理进程为中心

大庆联谊案是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中首例经历了从立案到执行全部诉讼过程的案件。但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裁判标准方面存在的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和保护投资者权益力度不足等漏洞。以大庆联谊案从受到证监会处罚开始的诉讼进程为个案,以实证的方法对若干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裁判标准的不足作初步探讨,显然对我国证券民事赔偿的立法与司法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

我国对证券内幕交易规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制度可以说是缺位的。对于内幕交易的预防和制裁,可谓任重而道远,其实现有赖于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互动,也有赖于民事、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之间的互动。需要国家、政府的重视,也有待于广大投资者权利意识的增强。     

我国证券操纵行为法律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证券操纵行为是证券市场欺诈行为的一种。证券操纵行为的危害不仅是使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同时还扰乱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和供求关系,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大的危害是在特定条件下会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证券操纵行为概念、构成要件进行阐释,剖析了我国证券操纵行为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与缺陷,并对我国证券操纵行为法律责任的完善提出相应建议。     

归责原则的界定与我国侵权法的归责原则

关于我国侵权法的归责原则 ,历来众说纷纭 ,至今尚无定论。本文首先对归责原则的含义作了分析 ,即探讨了归责原则的界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我国现行法律普遍适用的归责原则 ,即过错责任原则、危险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     

论《食品安全法》民事责任条款的适用

《食品安全法》的民事责任条款极具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第147条和第148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优先制、首负责任制和惩罚性赔偿制上。对这三种特殊民事责任制的适用,理论和实务上并未达成共识。民事责任优先制会因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程序衔接上的时间差而落空。《食品安全法》中的民事赔偿责任不仅可以因侵权责任而发生,也能因违约责任和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首负责任制是先行赔付制的一种发展,均是程序性的法律责任,体现了国家意志,其适用条件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具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惩罚性赔偿同样既可以因侵权责任而发生,也可以因违约责任而发生,这就使得“知假买假”情形当然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对于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惩罚性赔偿的原因是一致的,但其在主观构成要件方面存有一定差异。     

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研究

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不同于票据责任和一般法上的民事责任。构建我国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体系,对于救济票据权利人的利益、制裁违法票据行为以及完善票据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票据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的框架体系,应当包括票据返还责任、利益返还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票据原本的复本、誊本的发行与返还责任等四个部分。     

《食品安全法》视野下的广告代言人及其归责

"三鹿"案的余波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众矢之的,而为虎作伥的虚假广告中代言人的角色也受到了极大质疑。事后,《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带有极强的政策导向性,该法第50条对代言人课以严格责任和连带责任,缺乏逻辑性和法理基础。广告代言人与经营者的地位、性质不同,广告中的代言人的言行不具有可信赖性,代言人在广告中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其权利、义务统一于合同行为之中,而非与消费者的对立之中。既然代言人不是经营者,那么,法律就不应当课以比经营者更重的严格责任,也没有理由让其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     

代办公司设立过程中虚假出资的法律责任

工商代理机构名义上帮助发起人设立公司,实质上提供虚假垫资服务,致使虚增公司注册资本的现象在实践中愈发普遍。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了〔2001〕民二他字第4号司法解释予以规制。但该解释存在制度预设的偏差,原因在于对帮助设立公司所发生的工商代理法律关系的误读,由此导致了司法解释中对代理机构承担责任形态的错误规定。在还原制度预设的前提下,阐述了工商代理应然的二元法律关系构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工商代理机构对公司债权人的损失所应当承担的具体责任形态。     

论无过错责任在《侵权责任法》立法中的规范

《侵权责任法》第7条对无过错责任的表述是:"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有人认为该表述不仅准确体现了无过错责任内涵,解决了对"无过错"的理解问题,也解决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责任构成要件问题。《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第五章的产品责任、第八章的环境污染责任、第九章的高度危险责任以及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     

“严格责任”原则与中国环境犯罪

针对中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的选择问题，运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原则能否适用于中国刑法所规定的环境犯罪领域，提出在中国环境犯罪领域应当区分语境，对严格责任原则有选择地加以借鉴。     

论公法和私法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在公法与私法的作用问题上,私法侧重于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秩序,其中民事主体制度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主体资格,物权法律制度维护市场秩序静的安全,契约法律制度维护市场秩序动的安全;公法主要是保障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和市场竞争秩序,其中在宏观经济层面,由公法直接调控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秩序,在微观经济层面,公法主要是通过清理破坏自由竞争和平等竞争的障碍,间接地规制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我们需要将二者密切结合起来,实现良性互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