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的话语建构与中国方案

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往,海外华人多集中于此,他们多以“社团”形态立根当地,不但数量众多、组织庞大,而且积极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海外华人社群为切入点研究华社与中国文学文化之关系,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华社在文化含义上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与艰难性,当下对华社“文化文学”含义的解读规模小、领域狭、队伍弱,急需加强。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亟待在“五个空间”取得突破：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辑考、整理与汇总;海外华人社群历史分期及其古今演变;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旧文学”;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全球区域国别海外华人社群“文化文学”案例分析。加大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既有益于推进“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又可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     

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

古代最具历史地位的、与“黄河—长江文化圈”、“印度河—恒河文化圈”相呼应的“地中海文化圈”,其重心始在西亚两河流域,之后西移希腊,后至罗马。到中世纪,近代意义上的“欧洲”和“西方文化”(欧洲文化)取代“地中海文化圈”的地位。文化类型上具有共同质素的地中海文化分解为: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文化,与基督教及后起的近代西方文化。“地中海学说”虽已失去其文化类型上的意义,但是“地中海文化圈”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地区内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同上述另外两个文化圈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解读晚期希腊哲学,历史地评估“欧洲”与“西方文化”,考察“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

何谓“域外汉字文化圈”,它与海外华文文学有何关联？进一步说,既然是域外,那么其圈内汉语文学是否属于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有何异同？把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链接互动,我们能获得什么资源和启示？另外,在通常情况下,一提起“海外华文文学”,人们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在中国以外的用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既如是,为何学术界还有“世界华文文学”、“域外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全球华文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出现呢？这又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论中国文化对20世纪法国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世界出现了两股逆向的潮流 ,一是东方文化的“西方化”,二是西方文化的“东方化”,这种文化的对逆现象是空前的。对于大多数法国作家来说 ,中国文化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 ,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他者”,是一种“非我”的神化、一种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构想物”。为超越自己的文化圈 ,瓦莱里、克洛岱尔、谢阁兰、圣 -琼·佩斯、亨利·米肖、法朗士、罗曼·罗兰、巴比塞、马尔罗、艾田蒲、克洛德·罗阿、米歇尔·鲁阿和索莱尔斯等在创作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中国题材或以中国为参照 ,赋予了中国在人类文明形态中一个极其重要…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

关于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 ,已有不少同志做过探讨。我认为 ,从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统一的角度看 ,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 ,崇尚刚健的自强不息精神。这是齐鲁文化源远流长而不竭的最伟大的内在动力。在齐文化圈中 ,自姜太公以下的一系列重要代表人物如管仲、晏婴、孙子等等 ,都是重功名、尚有为的 ,讲的是积极入世 ,干的是安邦定国的大事 ,在精神状态上充满了勇武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鲁文化圈中 ,孔子及其传人更是治人事尚有为的。孔子治《易》而尚“刚健” ,把“刚”…     

当代海外华人述略

文章叙述近二三十年海外华人的状况,瞻望他们的发展前途,他们与祖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虽说的是现状,但试日与历史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以了解其特点。从移民自力的历史和地区背景看,海外华人似可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土著化的、香港的、台湾的和中国大陆的,他们共同构成华人世界。由于他们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社会背景的不同,多少会影响到华人成为统一的整体。移民的主要途径是留学、投资、技术、依亲四种,以前两类居多。移民的原因,主要是寻觅好生活,害怕时届不稳定亦是重要因素。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有三个标志：移民职业的多样化和专业人士的较多出现;居处从“唐城”走向高尚住宅区;从只注意经济经营走向关注政治,并同种族歧视作斗争。移民保持中华文化传统：重视家庭和子女教育,基本上吃中餐,享受中国文化的休闲,对祖国有感情,同时,华人观念从“为国”向“为华”服务转变。海外华人行走在艰难的移民道路上,路是越走越宽,处境越来越好,但仍需奋斗,特别要在三个方面下力气：一是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勤劳节俭;二是作好华人内部的团结,形成自我保护力;三是继续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协调好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从“韩海苏潮”到“韩潮苏海”

韩愈、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各自构建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世界,他们以其博大和深邃奠定了自己在唐、宋文化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以至赢得“韩潮”、“苏海”或“韩海”、“苏潮”之称。最早对此评价的是宋人李涂,他在其《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海     

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有过程的。作为东方文化特征之一的“汉字” ,在东亚大文化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汉字的传入和使用 ,改变了东亚各国无文字的历史 ,使深层次文化交流得以进行 ,并逐渐形成以中国儒学思想为核心、汉字为重要特征之一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构建和谐世界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谐世界”的提出,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

身份 (认同 )问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主要关切。新近兴起的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以其身份焦虑的表达 ,提供了观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海外华人文化及文学变化的一个例证。这种文学反映的自我身份疑难 ,涉及到对中国、对其他华人移民和对西方等多种不同对象的自我—他者建构 ,从而形成了新一代华人文学文化意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同时也提示了对海外华人文学的研究从整体化、同质性的理解方式向对象细分的、动态的和文化的理解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江湖与中国雅文化

本文对中国文化中并不隐秘而又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的“雅文化圈”中的“江湖现象”进行了梳理研究。文章首先对“雅”“俗”文化作了简要的界定,并对“江湖”在这两个文化层中的不同的意义和表述功能作出比较,然后描述了“雅文化”与“江湖”的关系的三种表述方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江湖”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的意义与位置,探讨了“江湖雅文化”在中国特别发达的种种原因与其中所显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作者认为,“江湖雅文化”的特别发达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色和中国传统文人既有洁身自好的追求,又有个人主义、逃避主义心理的群体性格,它的成因在政治制度、主干思想等八个方面。     

新世纪中国身份与文化输出

在“全球化”与后殖民的世界语境中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被西方思想淹没。“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就是基于世界主义并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发现”的主体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 ,“发现”的内容是经历了近现代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化中仍然具有活力的精华 ;文化输出就是要让世界重新“发现”东方 ,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东方声音” ,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总体性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东亚美学共同话题的“儒道互补”

汉语中有个词叫“三足鼎立” ,它源于中国原始时代陶土器皿的造型 ,以说明三角形的稳定性。然而 ,笔者自 1992年至 1997年之间 8次参加韩、日美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 ,却总有一种“缺足之憾” ,原因是在韩、日两国之外少了中国学者的参与。在我看来 ,“世界美学”、“东方美学”、“东亚美学”三者之间有一种由普遍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的关系。而我所理解的“东亚美学”应限定为以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为主体的汉字文化圈之内。这其中 ,从文化发生学的意义上讲 ,历史悠久而文化灿烂的中国无疑是处在根源和核心的位置上。事实上 ,韩、日学者在…     

江南佛教文化的界定与阐释

对江南佛教文化进行界定与阐释,可着重从两方面进行:首先,宗教是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因而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的差别;其次,中国文化向有南北之别,因而还需要弄清楚江南佛教文化与中原—北方文化圈的佛教文化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诗性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为我们正确认识江南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与路径。与西方宗教相比,中国佛教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自然化、艺术化和人间化。与中原—北方文化圈相比,江南佛教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更自然化、更艺术化和更人间化。     

正本清源的力作——评《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

两千多年前“哲学的突破”时期伟大圣贤的思想决定了世界几个重要文化圈的形成,而其中诞生在春秋战国的孔孟心性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内在超越之路,这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的流行观点。然而,在这条“内在超越”之路上,先秦一段却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难以逾越...     

西方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观念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及其意识系统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从早期的传教士到现代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法律及其文化传统的解析,构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然而,西方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基本上是对异域法律文化的贬诘和否定,西方人从自己的学人那里得到的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多半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

游牧文化是哈萨克族文化的根源,是世界五大文化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草原文化包括属于游牧文化圈的欧亚草原文化,中国境内哈萨克族的游牧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