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庆历学术"影响散文创作的可能性——以欧阳修为例

＂庆历学术＂是指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流行的包括了宗经复古、以人为本和求新求奇的学术理念与学术风气。这种理念与风气也与当时散文创作息息相关。因为学风的丕变与文风的变革紧密相联,庆历学术理念与散文创作观念有着明显的共通性,而且庆历学人是当时学术变古与文风转变的共同担当者,这些都为庆历学术影响到当时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在欧阳修身上表现最为明显。     

魏晋南北朝散文体制批评的规范与超规范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在总结和归纳前人创作实践经验时,确立了各种散文文体体制的基本规范,对文体结构追本溯源、细致分析,对形式主义文风进行矫正和对审美情趣进行正确导向,这都显示了其自觉的散文文体规范意识。同时批评家认识到散文各文类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变化规律,重视创作主体个性与体制写作的关系则显示了其超规范意识。散文体制批评中规范性与超规范性的统一既代表了特定时代的批评特征,也使得古代散文体制论的构建趋于完善。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清初文风“还醇”之典型个案———徐枋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论

以民族气节享誉于世的明遗民徐枋，在文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在散文创作取向上，徐枋主张本六经之旨意、重史迁之笔法、求和平之风貌，并能将之深入贯彻到实践之中。徐枋散文创作与清初“经世致用”、淳净雅洁的文坛风尚是同步相应的，很好地体现了清初文风还醇的趋势，堪称为解读这一时段散文风尚的典型个案。     

汉武帝时代的文化特色与散文风貌

武帝时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就。这些巨大的成就锻造了其时士人开放的胸襟、雄大的气魄以及积极事功的心态。与此相应,此时散文创作亦表现对大一统盛世的赞赏、维护以及总结、归纳、综合的特点和雄浑壮大的气势、格局。这种创作特色正是其时散文区别于其前其后散文创作的根本所在。     

论韩愈的文体文风改革及其贡献

文体文风改革是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内容。针对六朝以来的淫侈靡丽文风,韩愈标举复古,借古文以明儒家之道,创建出一种既承载儒家之道,又采用奇句单行的体式,而且没有对偶、声律的严格限制的新体散文。这种新式散文不仅与当时流行的骈体文相敌对,而且不因袭古圣先贤之成言,而是自铸伟辞,既明道传道,又抒泄郁积于胸中的怨愤不平及遭遇不幸之情,体现出韩愈对于创造性的高度重视。     

孔融文风论——兼论孔融能领建安文风之先的原因

建安文风有两大趋向,一是由通脱走向清峻,一是由通脱走向华靡。孔融为后一趋向的先导者。孔融文风的通脱、华靡,显现为气势雄迈、文辞典丽。其文风的形成,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壮节名士,具有崇尚遒丽之美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其次在于他对汉末新变文风的承传,其中包括对汉末烈性名士文风的承传,对汉末人物品评艺术的吸纳,对以班固、蔡邕为代表的东汉儒家散文艺术传统有选择的继承。孔融文风能领建安文风之先,重要原因是它符合汉魏以降散文由质朴转向华靡的大趋势,符合建安时期的社会审美心态和众多文士为诗为赋为文抗音吐怀、梗概多气、词尚华丽的艺术趣味     

论刘辰翁奇崛文风形成的内在理路

刘辰翁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他奇崛的文风在宋末元初的江西文坛很有影响。奇崛在他文章中具体表现为郁勃之气、峻洁之气和纵横之气,这和他身处衰世的悲怆情怀以及植立不凡的个性、崇尚奇变的文学观念相互表里。刘辰翁的奇崛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应对其奇崛文风和散文成就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无愧于一代散文名家的称号。     

北朝散文之分期与演进初探

纵观北朝散文发展的总体态势．可将其按时间顺序划为四个部分，即北魏散文、东魏北齐散文、西魏北周散文和隋初散文。北朝散文的发展全过程基本呈现出以下几务发展脉络。其一，就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而言，北朝散文总体上经历了由质胜于文，到文渐增多，再到基本文质彬彬的发展过程。其二，就功用而言，北朝散文总体上经历了以实用为主，同时审美作用又不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抒写“缘情”之作渐多的过程。其三，就南北文风影响而言，北朝散文的发展随着民族融合、汉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经历了南北文风由浅入深不断融合的过程。     

知堂“和淡”文风渊源初探

知堂＂和淡＂文风的渊源,最远可追溯到古希腊＂节制＂理念和儒家中庸之道,希腊神话、六朝散体文章、清儒笔记等也是促成知堂＂和淡＂之文风的主要方面。周作人在回归＂边缘化＂的传统中塑造了中国散文的新品格。     

论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原因

汉末社会的大动乱,冲击了两汉以来凝固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改变了文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中国文学就此进入建安时期。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此时,“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都得到发展。特别是建安文学,文风清峻,慷慨悲凉,深沉强劲,气盛词丰,是反映社会现实,抒写人生感慨的灿烂历史篇章。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拓跋氏的文化心态与北魏前期的文学发展

北魏前期,出于政治的需要,拓跋氏对汉文化采取了吸纳的态度,但内心深处是疑忌和排斥的。受这种文化心态影响,北魏前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为汉族士人,作品以实用性文体为主,纯文学性文体的不多,作品的风格呈现出一种朴质之气。     

邵齐焘骈文刍论

清代中叶，苏州府骈文名家辈出，前后相继，蔚为壮观，其中率先在骈坛自树一帜且号为大家者，乃是昭文邵齐焘。邵文“寻观往制”、涵揉众体，形成了以“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为主的多种艺术风格，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奇偶相参、以气驭文，文笔简澹、节短韵长和长于叙议、兼擅写景等方面。就文学史影响来说，邵齐焘以其“自拔于蹊径”的骈文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清代骈文朝着更为广阔的道路发展、衍进。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禄利之途与东汉初期经学新风

东汉初期的经学新风,表现在删繁就简、博览兼通,这种治学方法在两汉之际已经出现,但作为风气,其形成却在此期。形成的原因在于禄利劝学所导致的各学派之间的竞争。新学风的继续发展则超出了捍卫家法的初衷而导向讲求义理、统一经义。偃武修文政策下的经学,不仅表现为浮躁学风,在它之外,沉潜向学的风气也在朝野间滋长。     

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

汉代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奠基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汉皇室婚姻。其形致多姿、特点迥异,具体表现为西汉时期皇室婚姻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拘辈分,而东汉时期皇室婚姻则变得审慎、制度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两汉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造成的,即社会经济基础由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东汉时期的大地主庄园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由西汉初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轻视和社会风俗的放纵不羁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儒术独尊和知礼守节。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贾谊散文风格论

贾谊是先秦至汉代文学嬗变期间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汉初文坛最杰出的代表。后世论者多评价其悲剧人生,叹息其生命的短暂。知人论世,本文着力挖掘贾谊的人格内涵,强调人格在他的文风形成中的重大作用。主要从格调、思想、气势、语言四方面剖析贾谊散文,归纳其风格为壮美,并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论述贾谊散文对后世的影响,在展示贾谊峻洁人格的同时,揭示其散文的永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