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并非“重益轻荆”

《江汉论坛》一九八○年第一期刊载了薛国中同志的《诸葛亮与隆中对》一文,提出诸葛亮没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荆州问题处置失当,犯了重益轻荆的错误。这一论点似与史实不符,值得讨论。刘备进蜀之初,只命庞统随行,而让诸葛亮坐镇荆州。关羽、张飞、赵云、刘封、孟达等一班虎将及重兵都留守荆州,可见刘备集团对荆州是足够重视的。按隆中对策,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不仅要占有荆州,还必须占有益州,首先完成鼎足三分的霸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三国志·蜀书·     

《南山集》案的透视

清朝前期发生了多次文字狱,而贯穿历次事件的主要线索是民族思想斗争。如庄廷(钅龙)《明史》案,由于他的书中有所谓“违碍”之词。吕留良被挫尸,由于他公开地鼓吹“夷夏”之防。发生在康熙晚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所宣称的罪名是他在(《与余生     

《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略战争

一、《隆中对》的提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的诸葛亮请教复兴汉室的大计。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在《对策》中,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形势。指出:主要对手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己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至于可供发展的地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而“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接着,他提出具体的战略计划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试论唐代中日往来诗

一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势强盛,声威远震,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唐太宗不仅实行了均田制、文化开放等开明政策,还克服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他极为重视兄弟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和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由于他对华夷一视同仁,“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太宗“如父母”。据《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这就是被历史上所称道的“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他的诗中也每每自诩这个政绩。他说:“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一作盛)入款,驾海亦来思”(《幸武功庆善宫》);“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东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正日临朝》)。当时邻近各国,对唐朝莫不仰慕。其中最突出者为日本。他们首先派遣使者犬上御田锹等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关于葛诸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评价说:诸葛亮“冶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撰写《三国志》,在《蜀志·诸葛亮传》末的评语中,盛赞诸葛亮施政执法的同时,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     

岛夷释

今本《尚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西汉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后人据此考订岛夷方位,有以冀州岛夷为靺鞨,地在我国东北;扬州岛夷为日本以及渤海诸岛(《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又有以冀州岛夷为朝鲜,扬州岛夷为日本(清胡渭《禹贡锥指》卷2、卷6)。近周维衍同志发表《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主张扬州岛夷为台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自陈寿指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一千七百多年来,非议者有,赞同者有,至今争议不休。     

《橘颂》伯夷为秩宗伯夷考

《楚辞·橘颂》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句中伯夷,古今注者皆以为即《史记·伯夷列传》中之伯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误解。史传中的伯夷是古代所谓“岩穴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庄子·让王》)而屈原则是古代所谓“庙堂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竭忠     

传统“道本器末”论与郭嵩焘的新道器观

魏源的“师夷长技”主张是以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为其思想范式,而这一主张的产生,则导源于“以夷制夷”的策略需要。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说:“为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可见,所谓西方的“长技”,在他看来,不过是用于“水战火战”之具——轮船火炮而已。魏源确实认识到了中国的刀剑戈矛决非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对手这个浅显道理,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除坚船利炮之外的西方的“长技”有更深的体认。这是因为,历史还没有赋予魏源、林则徐等“经世”派改革家以较深层次地了解西方的使命。“天朝之国”的迷梦和传统“夷夏”观念的浸润,使得魏源等人仅仅是“开眼”看世界,远谈不上“走向”世界。魏源曾有过几句赞美西方民主制度的话语,认为这种制度“可垂奕世而无弊”,     

鸡田李氏归属大唐时间考——略论《李良臣碑》的史料价值

唐朝少数民族大将李光进、李光颜兄弟的祖上归属大唐的时间应是在“贞观”初年，是在太宗贞观三、四年间随突厥降唐和四夷一起内附的，并非《新唐书》记载的“贞观中”。李光进和李良臣碑文所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屈赋中的“羿”、“夷羿”辨

《离骚》:“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羿焉(弓毕)日?乌焉解羽?”又云:“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身矢)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身矢)。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爱谋。(?)羿之(身矢)革,而交吞揆之?”历来以不辨“羿”、“夷羿”,对屈赋原文众说纷纭。或把“羿”、“夷羿”视为同一人,曰:“羿,有穷之君,善射。”“夷,羿氏也。①或注曰:“夷羿,夏时东夷族的首领,名羿。他曾夺取夏后相的帝     

诸葛亮“南征”的若干问题

公元二二五年,诸葛亮平息了雍闿、孟获等在云贵地区发动的叛乱,历史上称之为“南征”。这是三国时代发生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不仅是见于当时,对后世也是深远的。但是由于蜀汉朝廷“国不置史,记注无官,是以行事多遗”。在诸葛亮死前一年出生在蜀汉政府还做过“观阁令史“的陈寿在其所著《三国志》中,记载“南征”一事十分简略。对于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孟获,甚至连名字都未提及。《华阳国志》和斐松之注《三国志》,在“南征”一节上补充了一些有价值的史实,但仍旧显得十分不够。因此,“南征”中的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拟着重探讨下面几个问题:孟获的族属,“南征”的性质,“南征”有没有引起民族迁移。同时,对“南征”进军路线和主要战场,也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离骚》“抚壮”考辨

古今注家对《离骚》中“抚”字的解释,大体呈现出一种由模糊到精确的趋势.在《离骚》和先秦楚辞文献中, “抚”字一般都取按抑之义,这一点从该字的古字形和篆文字形中亦可找到依据.先秦楚辞文献中的“壮”,指的是一种外溢、扩张、不受限制的趋势,而《离骚》所说的“抚壮”,则是要按抑这种外向扩张之势,使它受到限制.“抚壮”在《离骚》中的具体内涵,是要楚王改变他傲慢自矜、拒谏饰非的缺点.这种对“壮”加以限制的主张,与先秦相关理念可以互通.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安徽越族的历史变迁

越族为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安徽地区在古代亦为夷人和越人活动的地区,江淮地区就居住有东夷或者淮夷。当时称夷的地区很广,《禹贡》冀州、扬州之鸟夷、莱夷,徐州之淮夷都称为夷。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奴隶制的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直到长江流域。长江以北安徽境内夷人地区,自在夏势力统治之内。所以夏灭亡     

墨子故里滕州说质疑

近读张知寒先生《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一文后,觉着张先生墨子里籍在滕州的新论,立论勉强,证据不足,多为牵强附会之说,故愿与张先生略作商榷。 张先生在《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作了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目夷”这个地方就在今山东滕州境内,因而墨子是滕州人。 张先生认为,宋襄公兄之长子(即司马子鱼)因封在目夷这个地方,就以地为姓,改为目夷氏。后目夷演变为墨胎,墨胎省为墨氏。这个目夷就在春秋时的小邾国,小邾国就在滕州境。因为墨子与目夷子同姓,所以墨子就是宋公子目夷之后。那么目夷这个地方在滕州何处?张先生说滕州有个“木石”镇,这个“木石”就是“目夷”二字之讹,故墨子就是滕     

关于名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

<正> “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这两个术语起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在这一著作中陈氏首创“致动用”和“意动用”之说,并且对它们做了比较明确的阐述。此书在讲“本用活用问题”时说:“人于物得变易之、或造成之,于是乎别生一种之他动,如‘天下遂从而君之’之‘君’字,是为致动用。”又说句类活用表示“认之为”之意者谓之意动用,如韩愈文中“诸侯用夷礼则夷之”中第二“夷”字、“彼白而我白之”中第二“白”字皆为意动用。嗣后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改称为“使动式”和“意动式”,再往后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中又改称为“致动用法”和“意动用法”,到     

嵎夷考略

<正> 一嵎夷,最早见于《尚书》。其《禹贡》篇云:“嵎夷既略?碧瓶子贝镎?“嵎夷,地名,即《尧典》‘宅嵎夷’是也?彼尾躺颉队砉薄纷⒃?“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经略,为之封畛,即《尧典》之嵎夷?卑创怂?嵎夷似非地名而为部族名称蛭腥耸芊馕浴?受封者谁?《尚书·尧典》:帝尧“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羲仲是受封者,旸谷是地名,嵎夷是部族名,居住在旸谷地方。羲仲被封到旸谷之后,没有辜负尧的期望,“经略”十分有方。《尧典》说他能做到“寅宾出     

诸葛亮的重大失误

在封建阶级的政治家中,诸葛亮有许多优点,以至身后两千多年,一直为人称道。但他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重视、不善于培养接班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的教训,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借鉴。通览《三国志》,刘备能够“白手起家”,终于与吴、魏三分天下,极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重视和善于收揽天下之英才。诸葛亮隐居南阳,论地位是个“布衣”,论年龄才二十几岁,但刘备以“帝室之胄”,屈节求贤,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授任军师;他把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罗致麾下,付以重任;他有知人之明,临终还告诫诸葛亮“马(?)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在识人、用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