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明朝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决策者的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民族地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内涵、逻辑、治理

民族地区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生存风险、稳定风险、认同风险和治理风险.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就表现为危机.民族地区的“风险-危机”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对照关系,即生存风险是显性的生存危机,稳定风险是显性的社会危机,认同风险是隐性的合法性危机,治理风险是隐性的政治危机.为规避风险化解危机,国家需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加强民族地区认同教育,优化民族地区治理结构.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合理分化

社会分化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是相伴而行的。促进社会合理分化是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在快速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分化具有迅速、广泛和复杂的特点,但目前仍存在着角色分化水平低、组织分化滞后、贫富差距过大、分化无序和分化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如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提高社会分化水平;建立公平竞争的社会分化机制,实现社会分化的机会均等;坚持互利互惠原则,尽力协调社会各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探寻新型社会整合机制,提高社会整合能力。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诱因分析及应对措施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状况既关系到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与和谐,又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大局息息相关。近年来,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频发,极大地威胁着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深入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存在的诱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对确保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海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机制分析

青海民族地区在西部发展、区域稳定、生态保护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青海民族地区民族宗教的多样性、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地方资源的竞争性、区域利益的博弈性在客观上形成了国家与地方、多元文化与民族关系、贫困与反贫困、生态移民与生态区产业转型等多重社会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关注青海民族地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子与机制分析,是构建青海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利益、区域利益、民生利益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推动青海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     

全球化与社会发展研究的视角转换

传统社会发展研究的前提是预设了其研究对象“社会”的封闭性 ,而社会又主要指民族国家。从这种视角进行社会发展的研究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困境。造成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是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 ,而民族国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明确的疆界和国际认可的主权。当代全球化的新发展从各个方面对这种认识构成了挑战 ,从而使社会发展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战略问题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格局中有着极为独特的战略地位,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状况对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整体进步、维护民族团结、边疆安定和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十一五"期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相比发展仍显缓慢,社会稳定形势仍然严峻。     

论网络时代舆论安全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网络是信息时代舆论战的主战场,网络舆论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对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而言,由于周边国家局势动荡不安、西方国家“颜色革命”策略既定、境外三股势力分裂活动频繁,再加上内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比较复杂,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该地区成了我国舆论安全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舆论不安全会引发民族地区社会骚乱、扰乱民族地区稳定与团结,也给国家安全造成极大损害。     

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远比单一民族国家复杂,其中的一个表现是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在特定的阶段或特定的领域(或地区),民族关系可能会紧张.当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加快的时候,社会分化加剧,社会中可能出现发展不平衡,这个时期由于利益的分化,容易出现社会冲突.     

国家与社会:内涵、分化及其范式转换分析

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开始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要求从国家本位走向社会优位.国家本位强调政府体现和维护公共性的一面,而忽视政府偏离和危害公共性的一面.社会优位强调国家与社会两重分化之下的社会自治.社会优位是以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理念.它主张社会高...     

论社会阶层分化中实现社会和谐的政治对策

社会分层形成社会结构张力,它能激发社会活力、优化社会结构,对社会和谐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体现的急剧性、不成熟性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层次调整,也产生了不利于社会和谐的若干因素。政治系统主导着社会阶层分化的方向以及性质,能否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谐,是关键所在。为在阶层分化过程中保持社会和谐,应充分发挥国家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的理性引导优势,积极剔除阶层分化“路径依赖”中的不良因素;应逐步将“基础性”与“一般性”公共物品区别开来,重点提高政府对“基础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应增强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充分发挥它对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作用;应积极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政治系统的容纳能力和协调能力。     

社会政策促进鄂伦春民族发展的实际效果评估——对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乡鄂伦春族猎民村的调查报告

根据对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两个典型猎民村的实地调查,直面定居后鄂伦春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从社会政策的研究视角出发,透视由狩猎生产方式转变为农业生产方式后,国家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相关政策对鄂伦春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在政策的制定落实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实际问题,反思国家福利政策引发的民族发展方式探讨,以及国家转产政策与民族实际生存状态脱节的问题.培养鄂伦春民族的文化自觉能力,对鄂伦春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使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总体发展计划相协调,从而实现鄂伦春民族文化的顺利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社会后果分析

文章以实证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表明,社会流动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村民观念转变及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正向功能;同时也显现出了乡村稳定问题、教育问题、村民再社会化问题和流动村民生活高不确定性问题等负向功能.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习惯法与民族社会控制

民族社会控制是以特定的社会规范为依据而实现的,离开了特定的社会规范,也就无所谓民族社会控制.然而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社会秩序结构模式存在着差异,但习惯法作为民族社会控制的主要依据的作用却是一样的.在此,我们着眼于现实社会,以藏族地区社会为例,分析民族社会规范与民族社会控制,并对习惯法作为传统法文化在民族社会控制中发挥的正反作用进行初步探讨.     

基于民族地区特殊性下的社会治理理念及路径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民族地区民族多样性、社会环境和民众治理能力的差异性,所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一定特殊性.本文认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不仅要坚持民族平等、公民参与、社会正义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而且要严格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民族地区公务员治理能力,培养当地公众公民精神以及建立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政民协商对话机制.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读《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有感

王允武教授《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谐法治保障若干问题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出版.该书从法治角度研究中国民族地区社会和谐问题,对优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了系统的理论探索,丰富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建构的智识资源,对民族学和法治理论贡献了不少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理念与命题,是有相当实践意义的原理论述.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研究综述

学术界关于民族立法和社会管理立法的研究较为多见,但关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的研究较少。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要从民族立法和社会管理立法中吸取营养,同时又要结合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强调民族性、地域性特点,立足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加强民生立法。本研究从社会管理的概念、民族立法与社会管理立法等方面梳理了有关文献资料,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以期为下一步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学术参考和依据。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选择

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曾经面临着一个二难选择,这就是: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那种对民族地区大量资金强输入的方式,则将使经济效益好的沿海发达地区得不到较快的发展,乃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反之,如果集中资金投向沿海发达地区,则能显著地提高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整体效益,但那样则需要少数民族地区付出低速发展的代价。在全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政方针确定的情况下,我国选择了后一种发展模式。后来的情况如人们预期的那样,短短几年,国家整体经济效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全国人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