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人记述看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与医疗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记述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情形大体是:气候总体上对健康有利,但也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城市公共卫生差,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经常发生,人们应对疫病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为改善不利的日常卫生状况、进行医疗传教、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居民健康,西人开展了众多医疗活动:海关管理者制定卫生检疫章程,鼓浪屿工部局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教会、外国领事等创建西式医院;教会医院成立医学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西方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在晚清厦门的这些具体实践,不仅传播了西医的知识、观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而且使得卫生意识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更新和改善。     

中国的公共医疗支出增长与居民“受益幻觉”困境——基于“粘蝇纸效应”的诠释

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公共医疗事业的财政投入力度,但基本医疗服务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出现“受益幻觉”问题,其源于公共财政支出的“粘蝇纸效应”,因此应建立“健康医疗服务券”制度来防范公共医疗保障支出中效率损失的问题.     

医疗体制改革中的职务犯罪预防

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由于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并强化了医护人员的逐利动机,因此导致医疗腐败,特别是职务犯罪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进一步加重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此,新一轮医改必须将治理医疗腐败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加大公共医疗投入力度,确保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回归,优先发展基本卫生服务,完善医疗考核分配制度的同时,要加强医疗系统的内部治理.     

基于契约激励的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改革效率研究——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制改革为例

文章关注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热点为题,利用不完备契约的激励理论模型,对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在实行"收支两条线"运行机制改革所产生的公平、公益性回归和效率的提高作用进行经济学分析。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该激励机制可以激励代理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者),控制运行成本、提高医疗质量的服务,最终切断医务管理人员的趋利机制,实现公共医疗服务公益性和公平。文章作为寻证研究,为我国医疗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大庆市“五位一体”医疗救助体系实施效果分析

《大庆市市区城市低保对象医疗救助实施意见》实施以来,形成了领先于全国的"五位一体"医疗救助体系,形成了市、区(县)和社区(村委会)"三级服务、三级互动、三级保障"的立体化、全覆盖、多功能的服务平台,低保综合救助水平连续7年全省第一,有效地提高了贫困群众的健康水平。目前,正在向实现城乡医保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浅论免费医疗中的道德风险——对“神木模式”的思考

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的推出顺应了新医改的发展要求,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免费医疗服务的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和可能引致的道德风险,政策甫一实施就遭遇了住院人数和医疗费用激增的问题。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医疗效率低下,财政开支巨大,参保者不注意维护自身健康等影响。对道德风险的规避,可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如设定费用自付比例,按人头给医院付费,设立转诊制度等措施加以解决。     

西藏农牧区基层医疗服务供给

西藏自治区各级地方政府借助中央政府和外省市的转移资源 ,坚持不懈地投资于人民健康 ,一方面通过财政支出维护农牧区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 ,另一方面 ,运用政策干预手段推行针对健康高风险群体的保健项目。这不仅为全自治区人口健康指标的改善作出贡献 ,而且为其它省 (区 )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强化公共健康安全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然而在农牧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薄弱的情况下 ,基层卫生服务的供给还远未满足农牧人口对服务便捷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的要求。目前的出路在于 :第一 ,改善卫生机构管理 ,提高公共卫生机构的业务水平和流动服务能力 ;第二 ,在有限开放医疗市场的基础上 ,通过资格认定和报销规定等制度安排 ,将个体乡村医生的服务纳入合作医疗体系 ,并鼓励他们参与服务质量的竞争。     

医疗保险和控制医疗费用关系研究

我国的卫生医疗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较少的投入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医疗费用的增长幅度过快,超过了同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从1985年到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增长率为9.7％,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8％,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8％。因此,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成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　　一、医疗费用增长的内在机制　　1.医疗供给决定需求。医疗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使供给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医师诊断正确与否以及治疗的质量的高低都不是一般需求者…     

德国医疗改革的范式转变及其影响

1992年德国实施《卫生结构法案》所引起的范式转变,可以刻画德国医疗卫生政策的特征。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德国医疗体系的医疗结构,而且影响到其筹资来源以及监管机制。这次医疗卫生政策转型的核心是以竞争为中心的医疗供给结构改革,该改革的目标是在卫生服务领域建立一个管制的市场,使被认为是无效的医疗服务供给结构逐渐实现现代化。该改革伴随着治疗成本逐步由个人承担。这种医疗卫生政策的范式转变将使德国医疗卫生体系更加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浅谈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现状和可持续发展

2006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及相关部门相继下发的9个配套文件中指出,社区卫生服务是以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计生指导、健康教育"六位一体"的社区医疗模式,是社区卫生服务和大医院之间合理分工、相互协作的新型城市卫生双层服务体系。2009年,新医改方案中提及: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分层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群众提供便捷、低成本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由此可见,发展社区医疗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医疗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近年,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方向的选择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医疗服务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出发,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路径依赖形成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医疗体制改革的制度重构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方黑人和“塔斯克基研究”

"塔斯克基研究"(1932—1972)是美国公共卫生署以观察梅毒在黑人病患身体中的自然发展情形而出现的医疗丑闻。在医疗资源长期贫乏与种族隔离的情况下,黑人病患和医护人员之所以参与其中,有其自身的考虑。他们深信,如欲得到医疗照顾,突破美国医疗界种族隔离的藩篱,唯有参与"塔斯克基研究"这一途径。黑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可追溯至布克·华盛顿的妥协传统和"全国黑人健康周"的经历。黑人医护人员认为,"塔斯克基研究"是发现科学新知的过程,他们的合作和参与可以改善黑人的健康状况,而且他们期望这是一个将黑人病患纳入政府医疗体系的机会。黑人病患对医疗照顾的渴求以及医护人员的期盼,使得该医疗实验持续了长达40年之久。     

金代“牵拢官”考释

金代设有"牵拢官"一职,但目前学界对其具体职务以及来源等问题皆缺乏考证。唐末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牵拢官",本文从对早期牵拢官的研究出发,充分利用各种史料,力求还原金代牵拢官的真实面貌。     

抗战时期上海的“煤荒”研究

1940年,抗日战争导致长江下游交通受阻,煤炭来源不畅,奸商乘势囤积,引发上海英法租界的"煤荒".工部局联合煤炭同业公会出售平价煤,缓解"煤炭恐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租界,实行煤炭配给制,煤炭资源日益稀缺.英法租界工部局和日本当局采取各种手段消除"煤荒",但由于战争造成的南北交通阻隔以及社会上投机煤炭的行为,"煤荒"问题至抗战结束始终没有解决.     

我国公共医疗改革的思考

2005年国家有关研究机构课题组提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该报告一经提出,即在全国掀起关于中国公共医疗改革的大讨论,笔者针对我国公共医疗改革的现状,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一些公共医疗改革问题的新方向.     

全民免费医疗的市场化之路:英国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

三十多年以前,英国全民免费医疗是镶嵌在市场经济体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政府包揽医疗筹资与服务提供的体制中,计划经济的弊端一应俱全,尤其是短缺现象严重。自1979年开始,英国全民免费医疗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其核心就是将付费者与服务提供者分开,并同时推进两者的法人化。在公共部门内部形成竞争性服务购买关系并建立契约化市场关系,即所谓"内部市场制",是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最主要模式之一。2011年,英国开始推进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试图将购买医疗服务的权力从法人化的公立机构转交给民间组织,体现了英国新政府大力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新努力。中国新医改的核心就是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并通过医保机构代表民众购买医疗服务。英国在三十多年的医改中建立新机制并不断加以完善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新医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官员“经济人”角色分析及制约路径选择

职业官僚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在"公共人"和"经济人"之间徘徊,其行为方式趋向"公共人"还是"经济人"主要取决于风险——收益的价值判断,而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条件下,他们总会表现出更强的自利性。因此,建立有效的官权监督制约机制是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的。以公民权力制约官权是一种体现民主性质、与公民的民主地位相称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政治法律环境下,建立以公民权利制约官权的道路上困境重重,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入手,从而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     

日本医疗救助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梳理与分析日本医疗救助制度发展历程及经验,我们发现,在制度理念上,日本医疗救助具有发展型社会救助特征,重视受助者人力资本恢复和能力提升,强调疾病预防与保健等"上游干预"措施,最大限度地促进其自立自强;在制度设计上,日本医疗保障体系内嵌多道健康保障防线,减轻了医疗救助压力;在制度实践上,日本医疗救助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且重视发挥商业保险对公共医疗体系的减压作用。日本医疗救助对中国的主要启示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要坚持立法先行,实现由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转变,公共医疗资源要向贫困弱势群体倾斜,救助实践中要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实现医疗救助的多元参与。     

疾病防控为己任——见证福永卫生监督所（预防保健所）发展历程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深圳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21世纪初，全市医疗卫生事业从单纯的救治走向加强预防、注重保健，从单一的医疗服务走向医疗预防保健为一体的全方位健康服务。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宝安区福永卫生监督所（预防保健所）于2003年从福永医院分离出来，成为了一家执行卫生法律法规，组织实施辖区内卫生监督、疾病预防控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医疗卫生单位。     

1898—1914年间青岛的城市卫生事业

德租时期(1898-1914),青岛开始了城市现代转型.德租青岛后,旋即设立了城市管理机构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来管理城市卫生,青岛的环境卫生、厕所建设、瘟疫防治等卫生层面均较以前有所进步.尽管不乏"文明"的强制移植和刑法的残酷等弊端,但德国人对青岛卫生的治理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岛卫生的初步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