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对战后惩奸活动的舆论引导（1944—1946年）——基于《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的分析

抗战后期以来,如何对即将到来的惩奸活动进行舆论引导,成为国共两党共同面临的问题。概言之,《新华日报》等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性,《中央日报》代表的国民党强调法治性。两党作此选择,取决于各自的政党属性和现实条件。内容上,共产党强调的人民性在实践层面并不排斥法治因素,而国民党强调的法治性在实践层面亦有含纳人民因素,双方均提及肃清汉奸思想等共同点,但不能否定两党在舆论引导上的根本性差异。社会效果上,共产党注重对各民主势力和人民群众意见的吸收,与公众互动频繁,效果历历可见;而国民党较为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着意宣导与战后惩奸有关的司法改革等主张,反而让不满当局惩奸表现的思想倾向得以显现出来,效果明显不佳。造成这种社会评价低的根源,在于国民党舆论引导中的法治性追求与其惩奸实效的背离。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之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话语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嬗变。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比较紧张,抗战胜利纪念话语围绕反对"美国非法对日媾和"、"美帝国主义"及亲近苏联展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中国与世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面对比较平稳的国际国内形势,抗战胜利纪念渐渐趋于理性,国民党的抗日贡献得到承认,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也得到公平客观的评价。进入新世纪,抗战胜利纪念的政治色彩渐趋淡化,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民族情感,越来越强调历史本身及其意义与作用,希望通过铭记历史、纪念历史有益于未来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因应时代的需要,不同历史时期的抗战胜利纪念话语展示出不同的主旨内涵。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汉奸"的词义解释与法律界定

"汉奸"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一说到汉奸,人们自然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张邦昌、秦檜、吴三桂、汪精卫等一大串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甚至突出到了影响抗战进程的地步.实际上,抗战胜利姗姗来迟的原因远不止一个,比如国力弱,军力弱,政治不统一,民族觉醒不够,日寇太强,外援太少等.     

抗日战争与国民党惩肃汉奸运动

抗日战争使“汉奸”作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反例而大量涌现。国民党在战时和战后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对汉奸进行严惩，并借肃奸，辅助战勤，排除异己，组织社会，增加收入。惩办措施也经历了由战时行政军事机关的特别制裁，向战后司法检察机关审判刑罚过渡的过程。然而，在惩办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政策的合法性尚需做细致分析；其次，政府往往忽略政策涉及对象可能合法的权利，从而有失公正。国民党的一系列惩肃汉奸运动，不仅远未实现整合战后社会的初衷，反而更加速了社会的分崩离析。     

“汉奸”的词文解释与法律界定

“汉奸”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一说到汉奸,人们自然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张邦昌、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一大串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甚至突出到了影响抗战进程的地步。实际上,抗战胜利姗姗来迟的原因远不止一个,比如国力弱,军力弱,政治不统一,民族觉醒不够,日寇太强,外援太少等。不过,汉奸太多的     

“汉奸”的词义解释与法律界定

“汉奸”是巾囤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一说到汉奸．人们自然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张邦昌、秦棺、吴三桂、汪精卫等一大串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甚至突出到了影响抗战进程的地步。实际上，抗战胜利姗姗来迟的原因远不止一个，比如国力弱，军力弱，政治不统一，民族觉醒不够，日寇太强．外援太少等。不过，汉奸太多的确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     

抗战时期中共肃奸工作之特色

抗战时期,作为抗日先锋的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肃清汉奸工作,形成了肃奸的基本特色:理论基础坚实、策略技巧灵活、肃奸网络严密、人权保障彻底。肃奸工作对抗战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侨商胡文虎何以被厦门记者公会检举“媚敌”

抗战胜利后,厦门记者公会因职员选举发生纠纷。由于纠纷双方明显的派系色彩,导致记者公会纠纷迅速演变为厦门地方中统与军统在新闻界的暗斗,并以记者公会与《星光日报》的矛盾激化表现出来。为了打击《星光日报》,厦门地方军统以自身在"肃奸"方面的便利条件,借抗战期间胡文虎的"东京之行",在军统背景报社控制下的记者公会作出了"检举胡文虎媚敌"的决议。     

战后中间势力的崛起与分化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政治力量 ,由分散而趋于整合 ,形成松散的政治同盟——中间势力 ,崛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调停内战为标志 ,中间势力步入政治核心层面 ,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其政治追求与政治现实的严重脱节 ,随着时局的发展 ,以制宪国民大会为分水岭 ,中间势力最终发生分化 :一部分沦为国民党的附庸 ,大部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其和平民主建国的构想得以实现。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抗战胜利后,民盟的政治路线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其政治角色也由最初国共双方的“调停者”逐步向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转变,直到最后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民盟政治路线的巨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原因:民盟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及成分的复杂性是根本性原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是主要原因;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直接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坚定的抗日救国立场成为了新桂系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政治基础。新桂系根据时局与形势变动的实际情况,利用其作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军事影响积极推进与中共的政治互动及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内部团结以及国共再度合作从而实现举国抗战新局面的最终形成。     

从"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舆论的丧失与国民党大陆统治的崩溃

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统治彻底崩溃的四年多时间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内战的最终爆发,伪国大的召开,民盟的被解散,人民的反内战,直到国民党在军事上的一败涂地,社会的舆论始终关注着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舆论的分析、褒贬、扬抑在客观上对大众有着导向的作用,对国民党的看法由"国民党的反动派"到"国民党反动派",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过程和政治原因,也是在这种逐渐明朗的舆论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最终陷入孤立的地位.     

平江惨案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危机应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严重。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省南平江嘉义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该惨案发生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冷静沉着,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南方局领导人数次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彻查此案,以安民心,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新华日报》作为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喉舌,积极发声宣传报道平江惨案经过,并特辟专栏悼念牺牲同志。南方局还积极联络大后方各进步人士,共同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政治斗争。     

评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为期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以日寇的无条件投降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这一伟大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为赢得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国民党的军队也进行了浴血奋战，其功绩是值得肯定和颂扬的。1抗战不久，中国形成了两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战场。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队抗日是努力的，曾进行过平津、淞沪、晋北、徐州战役以及武汉保卫战，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一些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英勇牺牲。他们抵抗…     

日本金融法律体制在台湾地区的影响

台湾地区的金融法律制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初步形成鸦抗战胜利后熏国民党政府对日据时期的金融机构进行接收改组,形成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基本架构。国民党迁台后熏日本金融法律体制对台湾地区金融理念与金融实践更是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论"红岩精神"的历史成因

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历史背景和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这个特殊斗争环境中,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中国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艰苦的统战工作斗争实践的磨练,孕育和锻造了我党具有鲜明历史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红岩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精神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抗战精神"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集中体现,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而顽强战斗的"韧"性精神.     

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师生

福建协和大学是由基督教会创办的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一所大学，抗战期间内迁至闽北山区的邵武继续办学。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师生发扬爱国精神，同仇敌汽，坚持抗战事业，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笔者试图对已往史学界较少涉及的这所大学师生在抗战时期的表现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知识界的觉醒和奋起。一、揭露汉奸、投降派及置国难于不顾的人士的丑恶嘴脸，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初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消息传到福建，各界一致声／，…     

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

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谭肇毅抗战胜利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国民政府就覆亡了．国民政府为何如此迅速失败？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它自身的问题。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①本文从执政的国民党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