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重压下的灵魂畸变——由莫言《蛙》中姑姑的形象谈起

国家伦理是指国家与公民发生相互关系时国家作为伦理的主体应遵循的规范,因而,国家制定的各种制度、政策、道德规范等都是国家伦理的具体体现。而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来说,生命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不容别人肆意剥夺其生存权利,包括生育的自由权等。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与冲突。莫言的《蛙》就是通过姑姑这一文学形象,揭示出在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较量过程中因为个人的选择而承受的灵魂畸变和精神煎熬,表达了莫言对既往历史的深刻反思。     

生命与伦理如何生成为伦理生命

生命和伦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生命是伦理的自然存在根据,伦理是生命对其自身价值的确证。就是说,生命并非盲无目的的存在,而是具有明确价值目的的存在。恶的本质决定了恶不可能成为生命目的,善的本质决定了生命应当以善为目的。因此,生命不是以恶为价值目的的存在,而是以善为价值目的的存在。以善为目的的生命就是伦理生命,它是祛除内在恶和外在恶,追求内在善和外在善的自由存在。相对于自然生命而言,伦理生命既确证了生命的存在意义,又提升了生命的价值品位。     

科技时代的生命伦理

进入科技时代,人们在激烈的科技竞争、狂热追逐利润过程中,经常忽视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些归根到底都是生命伦理问题,关乎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只有对科技做出正确的伦理引导,科技才不会滑向人类的反面。用人伦道德来限制科技经济发展的盲目性的同时,更须不断推进法制的健全,使生命伦理原则法制化。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还需要儒家思想醇关处事风范,使我们生命伦理超出个体利益的局限,走向生命意识的升华。     

环境伦理--环境保护的灵魂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人的思维、决策和行为的失误.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法律.环境伦理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有重大的作用.     

略论政治伦理视域下的国家管理

国家管理必须放在政治伦理的视域下.与个人的实践行为不同,国家管理的实践行为更多地是基于在既定社会中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毫无讳言,建立廉洁透明、专业化和低成本化的,具有更多伦理要素的至善政府,是当代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国家管理的价值取向.     

试论生命伦理视域下的死刑存废问题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对生命伦理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死刑的废除也将成为必然趋势。死刑是历史的产物,它本身是残酷的,其判定也难以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另外,还有它的不可挽回性也使其废除成为必要。     

浅析国家伦理

国家伦理的目的在于使国家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主体。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都需要现实中的国家具有整体的伦理观念。国家伦理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体现出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将国家的价值观写入其中,构建理性国家伦理,使整个国家的宪政制度都成为这个国家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宪法是国家伦理的正式制度表达。     

试论健康伦理对生命伦理的拓新

健康伦理以健康利益为关注支点,拓展了生命伦理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价值维度,补充、丰富了其原则内涵,展露出新的生命力。健康伦理是在医学发展新阶段对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的延续和提升。     

有一种生命叫灵魂

去年夏天,我被一位 50多岁的女性所感动。以拾荒为生的陈容女士从垃圾堆中捡了 5个被遗弃的病残女婴。她和丈夫叶新义无反顾地收养了这几个孩子,拯救了她们的生命。今年夏天,我被另一位也是 50多岁的女性所感动。她叫李圣珍,是一位中学教师。最近几年,她先后收留过大约 50个具有心理障碍的孩子,为他们排除心理的重负,抚慰心灵的创伤,将他们培养成热爱生活的人。 这是两位极其平凡的女性。一位是流浪者,流浪在北京的垃圾场上几十年。一位是普通的中学教师（这个职业很难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这是两位伟大的母亲,她们极其…     

浅析生命科技、生命伦理的人文价值

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研究与广泛运用，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冲突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剖析了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人文价值本质，并强调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携手，共同促进生产力与生命力共同进步。     

论生命伦理的实践智慧

在当代生命伦理文化中,实践智慧将会重新唤起我们的仁爱之心,教会我们科学和道德的平衡之术,提醒我们医学不仅是技术,更是“仁爱之术”。     

生命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欧洲生命伦理公约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涉及生命科学(包括医学)领域伦理道德问题的新兴边缘学科。它提出的许多问题虽然具有历史根源(特别是和医学伦理规范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出现在应用伦理学范畴,还是近20年来的事。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受到西方各国的普遍关注,主要原因是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伴随着新的生物医学技术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道德法律问题,譬如,体外受精和基因克隆等生殖技术的发展,以及对以此出生婴儿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及其合法地位等,而且还有以往存在的许多伦理问题,增添了复杂性和迫切性。安乐死的讨论已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维持不可逆转性昏迷病人生命过程的技术的出现为安乐死的讨论开辟了新的方向。DNA重组技术研究成果预示的前景,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科学研究的极限。此外,医学的进展也有必要重新给出人类个体生命的发生和终止的恰当定义。     

追求生命意义、提升生命价值的伦理教育论

文明的真实涵义,应是建构在坚实的伦理基础上,役物而不役于物,始能贞定人类的心灵。教育之于社会所呈显的功能,应是传承、创造社会文化,陶冶培育个体成熟人格及良好的与社会适应的生活能力,同时亦当是统整国家社会的机能。伦理教育的探讨,一方面追求生命的意义以建立完整的价值体系,一方面期能落实于具体的生活环境中;指示道德原则,提升道德生活。本文探讨:一、中国人是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二、指出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三、析论伦理价值与宗教价值;四、迈向新世纪应有的展望等;并期待因论述的启发,进而揭示伦理教育对时代的影响。     

论道教的生命健康生态伦理

道教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在西方也有较高的认同度。道教在生命健康生态伦理方面累积了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在生命健康生态伦理理念上,道教强调"守道"、"守一"、"法自然";在生命健康生态伦理规范上道教"贵生"、"恶杀";在生命健康生态伦理文化形式上,表现丰富,且多有引导。现时代深入挖掘道家优秀文化,对民族文化振兴与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论艾滋病救治的生命伦理基础

艾滋病救治具有深刻的伦理性，对艾滋病救治的关注，理应纳入到生命伦理的视角。本文在分析论述生命神圣观、生命质量观、生命价值观、医学人道观的内涵和意义的基础上，从这四个维度分别对艾滋病救治的2伦理基础进行了进一步地论证。     

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维度

宪政国家的权力观的要旨在于权力的规范.宪政国家权力观具有双重伦理意蕴:人性理论是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基础,个体权利的保障是宪政国家规范权力的伦理追求.     

敬重黄河生命倡导河流伦理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儿女应该尊重黄河,与黄河和谐共处.以敬重黄河生命为契机,我们更应倡导河流伦理.河流伦理与环境道德具有浓厚的思想渊源与物质基础,振兴河流伦理,倡导环境道德,也是实现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     

论生命共同体中的伦理正义

环境正义是生态伦理学中较晚出现的一种重要理论和研究视角,它主要关注人类社会内部如何实现环境权益和环境责任的社会公正问题。但环境正义没有对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生存的生态正义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因而需要从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视野深究伦理正义。人类对自身的环境正义和对非人类生命的生态正义需要加以有效地调解,其调解的基础规则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与作为共生的正义。     

法律信仰:法治国家之灵魂

法律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物质条件,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精神条件,二者对于法治国家而 言,乃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当前,在我国的法治化过程中,立法成绩突出,而执法效果不理想,究其 原因主要是社会公众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法律信仰的培植。要通过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 司法公正;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全面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实现依法控权,强化政府信用等措施,促进法 律信仰的形成。     

儒家生命伦理的蒙学形态及其演进

童蒙时期是生命发展的初始阶段,童蒙时期的生命伦理教育是否可能,如何促进个体道德生命的成长构成了儒家教育传统的核心议题。传统蒙学作为儒家生命伦理展开的具体场域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研究的历史素材,从先秦时期围绕“性”“情”“礼”关系的探讨初步形成具有信仰特征的蒙学教育,再到宋儒建构蒙学教育体系,并在“情礼关系”的致思中产生具有理学气质的蒙学体系,乃至明清时期蒙学官私并举的多元发展,蒙学始终围绕着儿童这一特殊的生命形态展开。探究历史演进中蒙学形态发展、演化规律,对破除传统蒙学中的生命困境以及促进当下儿童哲学的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