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语言中汉字字形初探

汉字作为中日语言各自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各自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形成了中日汉字字形的差别。比较两国汉字字形,二者存在关联：完全相同、完全不同和部分相同。其中完全不同的原因是日本人创造的＂国字＂;部分相同的原因是对异体字和繁体字的不同使用引起的。     

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历程

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传播工具——汉字,因而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直属圈”,日本是汉字文化圈的“自治圈”。在古代,源自中国的汉字广为影响日本,日本也逐步实现文字的“和风化”。近代日本在译介西洋语汇时,大量创制汉字词,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择取中国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二)利用汉语词素和汉语造词法,创制汉字新词,以翻译为洋术语。这些日制新词在清末民初大量输往中国。故中日汉字文化呈现历时性的互动过程。     

日本文化的异种杂交特质

日本文化没有“固定的本质”,具有异种杂交的特质。古代日本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创造的日语汉字和假名文字,决定了其异种杂交的本质。明治以来对欧洲哲学思想词汇的翻译,实质上是对中国的汉字的重新组合。把日本语和日本文化还原为“一种本质”是不可能的。企图强调本国文化“本质”的“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的美学理论和教育,都是注定失败的。     

试论中日汉字语汇的交互影响

在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间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但又有其基本走势,即从文化高势位地区流向文化低势位地区,文化高势位地区扮演老师角色。中日两国因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概言之,中日之间汉字及汉字文化的交流,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中国创制的汉字及汉字文化长期、大规模传播东瀛,中国是老师,日本是虚心受教的学生;时至近代,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中率先走出中世纪的先进国,中国在追踪日本近代化经验时,大量接受明治维新后日本创制的反映西学内容的汉字新语汇,中日之间文字交流的基本流向发生了逆转。     

现代日语中的字型文化特征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合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更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借用、仿造、创造汉字当中不仅兼顾造字和用字的理据,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体现其特有的民族心理。     

中日文兼容的汉字处理系统

随着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日语的文本处理日渐多起来。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日语文字中采用了大量的汉字,虽然大部分日语汉字的字形和中文汉字是一样的,然而也有许多汉字是不同的。自从中国实施汉字简化后,日语汉字和中文汉字字形不同的数量就     

中日韩常用汉字规范异同考

本文依据《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现行汉字规范标准,主要从字形角度对日文常用汉字和韩文常用汉字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中日韩三国常用汉字字形规范的异同作了总结,以期为三国乃至“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书同文”和对日、对韩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提供参考。     

日本儒学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从日本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和实践看,日本儒学可以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和儒学本土化过程的两大阶段.随着汉字、汉文化的东进,儒学以大化改新为标志在日本得到全面认同和接受,在日本列岛上扎根并成为日本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发展,儒学不断地与本土文化融合,以朱子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日本儒学本土化的过程,成为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略论动态的汉字形义关系

一、汉字的形义关系是一种动态结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形体和意义有密切的关系。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人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很有意识地利用汉字的形体来说明其意义了，《左传广止戈为武”、“反正为乏”、“血虫为蛊’诸说开启其端，此后这种传统绵延不断、世代相传．对汉字学和汉字文化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浩如烟海的古今书籍中，只要涉及到汉字的话题，都特别注重对汉字形义的分析。由于文字学和文化学的共同关注，汉字的形义关系变得相当复杂，有时候一个字形如何体现字又．往往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比如“武”字，楚庄王…     

国际汉字研讨会今年在中国举行

★国家语委会语用所汉字研究室张书岩同志应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和国际汉字振兴协会邀请,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国际汉字研讨会。我国代表6人(大陆4人、台湾2人)、韩国代表6人、日本代表12人出席会议。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部分会员和在日本的我国学者、留学生等200多人列席会议。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了贺电。会议探讨了在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统一汉字字形的可能性,提出了汉字研究的专题报告,确定了第四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于1997年10月或11月在中国举行,并约定了会后应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     

道与神道——中日民族宗教核心范畴的比较研究

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它诞生在黄土地上,被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因而,道教思想浸润于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社会政治、科学技术、民风习俗诸方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华夏特征的民族宗教文化。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神道教已有2000多年的发展史,其间受到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但它作为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日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演进息息相关。道教与神道教都属民族宗教,它们不仅代表和反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对中、日民族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笔者以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道”与“神道”范畴的比较,加以阐释。     

关于汉字两种文化模型的思考

一、汉字书写文化模型 文字的模型指文字的基本结构式,它有书写文化模型和电脑文化模型的区别。在字母、文字中,这两种模型是一致的。在汉字中,这两种模型是不同的。 汉字书写文化模型确定于形、音、义三者相互对应的方式。汉字字形的“以实体所形成     

两次中日战争中国对日政策比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关系密切。中国的汉唐文化曾对“大和民族”的开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步入近代,日本民族经过“明治维新”以后,异军突起,日益强盛。而中国则蹒跚不前,反而落后并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侵略对象。从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的台湾起,至1945年中国抗日胜利止,其间,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蚕食,中日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和     

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有过程的。作为东方文化特征之一的“汉字” ,在东亚大文化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汉字的传入和使用 ,改变了东亚各国无文字的历史 ,使深层次文化交流得以进行 ,并逐渐形成以中国儒学思想为核心、汉字为重要特征之一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

汉语和汉字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类型:文字与音节、语素对应,形音义一体,结构立体化。汉字适应并参与了汉语的演变:不断调整字音和字形以适应意义的扩展,形成单音的核心词和开放的多音词的巧妙配合,字义虚化生成语法模式。在汉语发展历史上,汉字为贯通古今南北、保持汉语的统一,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汉语和汉字缔造的"单音节""非形态"的特征值得深入地研究。     

从《诗经》的经典用字看汉字性质——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笔者以《诗经》的经典用字为切入点研究汉字性质,从分析六书原理、小篆字形和汉字形体的演变论证出,上古汉字是标音指义文字,“隶变”后的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中国国学与日本文化

汉字传入日本,使大和民族文明开化,汉文化融化为大和民族之魂.儒释道文化,化为了日本民族精神.日本军国主义是儒家文化养育的大和民族的"基因变异",是把儒学多跨出一步,转为荒谬,是对文明的扼杀;反省历史,复兴儒家文化的辉煌,仍是大和民族的自豪.     

从《诗经》的经典用字看汉字性质——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笔者以《诗经》的经典用字为切入点研究汉字性质,从分析六书原理、小篆字形和汉字形体的演变论证出,上古汉字是标音指义文字,“隶变”后的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中日文化的三点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而日本则是一个岛国 ,民族单一。在这种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文化 ,表现出了以下三点明显的差异 :1 .“大”与“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大”而“粗” ,而日本则恰恰相反 ,它的文化的特点是“小”而“细”。体现在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中国人一般讲究大而全 ,而日本人则注重小而精。例如在建筑方面 ,中国人讲究排场 ,重视规模 ;日本人注重内容 ,讲求实用。中国的寺庙一般都比较宽大而排场 ,占地面积较大 ;而日本的寺庙相形之下就显得小多了 ,但里面的内容却也不少。再如在待人接物方面 ,中国人待贵客…     

五笔字型汉字拆分编码错误举例

“五笔字型”中有成百以上的汉字拆分和编码,在字形、笔顺、笔画数、末笔等方面不符合国家文字规范,不利于语文教学和推广规范汉字。“王码”越普及,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越会受到干扰和影响,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