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调控权的若干基本问题

金融调控权是国家通过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稳定币值达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而创设或调整金融制度的权能，其金融监管和金融规制有着本质区别，除具有宏观调控权的特征外还有自身的特点，金融调控权的主体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调控权的内容为货币政策制定权和货币政策执行权，由于金融调控权的特殊性，金融调控权的目标应是抑制通胀、稳定物价。     

经济法调整对象探究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诸多理论争议的根源。本文以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动态性为基点,对比民法、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反思学术界的种种观点,整合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需要由国家为一方主体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经济关系,阐释了现阶段建立以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大领域为核心的经济法调整范围。     

金融微观规制变迁与银监会的制度价值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设立通过专业化经济提高货币政策和微观规制效率,促进央行的独立性和金融(银行)规制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要避免因旧体制下的一系列问题在银监会的传染和复制,必须实现国有金融所有者与金融规制者的身份分割,使国有金融退出竞争性金融领域。     

强化证券市场规制,修复资本市场投资功能

当前股市投资功能基本丧失,成为宏观经济的反向"晴雨表"。股市投资功能丧失是属于市场微观失灵范畴,宏观调控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必须依赖政府规制政策才能纠正证券市场微观失灵,加强政府规制才能减少或消弥市场微观失灵现象,修复证券市场投资功能。考虑到证券市场体制、制度、机制等约束条件,提出"道可道"、"须常道"的政府微观规制的思路和模型,依据模型提出治理和修复垄断竞争的资本市场投资功能的对策建议。     

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取向与积极财政政策创新

经过连续几年的宏观调控,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金融储蓄与有效投资“双失衡”现象,金融资本闲置压力凸现。面对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应当调整为以推进社会与经济均衡发展、促进储蓄与投资均衡增长、遏制经济领域盲目投资与加大社会公益领域有效投资并重、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与物质资源开发投资并重为重点,并相应实行新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金融货币政策,由中央政府向金融机构举借专项国债,引导金融资本向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化。     

优化经济结构的财政货币政策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通货膨胀压力明显。但宏观经济反映在总量上的矛盾,实际上是由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引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工具,不仅要实现总量平衡,更多地应考虑如何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只是单纯地采取总量调控的措施,政策效果不会理想。因此,政府中长期调控目标应是优化经济结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政府微观规制行为的国别差异与启示

从本质上说,政府微观规制的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但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文化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失灵的表现方式不同,因而政府的微观规制存在着国别差异。本文以美国、英国、日本为重点,对三国在不同的制度背景、文化传统下产生的政府规制行为进行国别差异比较研究。进而阐发了这一比较研究对我国政府微观规制建设的启示。     

厘清政府主导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职能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城乡居民收入规模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然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较之于市场作用而言,政府作用更具有优势。因此,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微观规制、收入支付四个不同层面的主导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最终形成。     

后危机时代:走向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经济人不能只有个人理性,应当是既有个人理性,又要有社会理性。这就是说,经济人假设必须创新。社会理性在经济生活中可抽象为社会经济人。根据社会经济人假设,政府实施的宏观经济管理是代表社会理性运作的,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分为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接受危机教训,避免悲剧重演,从后危机时代起始,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调控必须是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必须抵达虚拟经济领域,即必须进入到高度证券化的资本市场。这其中包含的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创新在于,宏观调控的核心由此要从货币总量调控走向资本市场调控。据此创新,当前,中国宏观调控资本市场的要点在于:迅速恢复股票市场的保值功能,尽快实现国债基准利率,积极推进企业债券市场扩容,坚决防止新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泛滥。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微观基础分析及其改进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声称避免了“卢卡斯批判”,但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的经济危机之后,学术界和决策层开始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尤其是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学者们认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未能及时地对危机作出预警,主要原因在于其微观基础的不足.具有更明确微观基础的计算方法是改进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通过结合其它计算方法的特点,改进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有望能使模型既能为正常的决策提供依据,又能使模型及时地预警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