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数字治理:主题、动态与发展趋向

基于国内数字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揭示当前数字治理研究的四重分布、内容结构及发展趋势。数字治理不是信息技术与政府机构的简单嫁接,而首先是治理哲学与治理理念的对接与融合,最终形成治理哲学、体制、机制与技术的统一复合体。数字治理平台构成电子政务的高级形态,使政府机构边界成为渗透、交互和循环的能量交往层,从而以低成本-高灵活性实现整体政府的协同治理。数字治理平台并不局限于政府部门间信息共联共享,而且吸纳互联网企业与第三方平台,形成数字治理云平台。互联网企业所储备的数字人才可基于“数字政府雇员制”通过数字通道进入公共场域,以提升公共管理过程的信息分析能力与科学决策能力。     

数字经济及平台企业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大数据更是推动了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平台经济不仅深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值得我们关注。文章对过去20几年中国平台经济的重点文献进行综述,分析了平台经济的垄断特点及其成因,比较国家、政府、企业如何应对平台经济垄断现象,同时为未来学术研究指出三个研究方向。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考量

选择合适的反垄断目标是对数字平台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欧盟与美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目标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元论”(专注于经济福利单一目标)和“多元论”(包括经济福利在内的多种目标)的分歧。本文从反垄断机构和数字平台企业两个视角分析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目标应当以经济福利为主,其他目标应当诉诸尽可能少地扭曲竞争的其他政策工具。在国际数字平台博弈日益激烈、国内加强反垄断监管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政策借鉴意义。我国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最优政策选项及其约束条件。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范式反思和规则调适——以欧盟《数字市场法》秩序自由主义面向为镜鉴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逐渐引发了对其竞争治理的争议,新近制定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成为了对数字经济单独立法的典型代表。《数字市场法》与欧盟竞争法存在着紧密联系,反映了欧盟竞争执法在“更经济学路径”深刻影响下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应对乏力。在此背景下,《数字市场法》的制定理念实现了对传统欧洲秩序自由主义的回溯。在数字经济法律治理中,《数字市场法》的镜鉴意义并不应体现在其单独立法的形式要件上,作为后发的反垄断司法辖区,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数字平台反垄断实践实现有效的竞争治理。基于当前平台反垄断活动中的问题,我国应当对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适,对竞争损害理论进行扩张,进一步提升平台反垄断法治化水平并且适当地对大型平台设置特殊责任。     

从“惯习培养”到“粘性使用”： 数字平台的算法生产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技术生产的分析框架,本文阐释了外卖送餐平台的算法体系是如何在由平台主导、各方力量介入的行动者网络中被生产出来的。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中的算法生产逻辑与其平台资本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外卖平台的算法生产逻辑经历了由"引导协商"到"强制垄断"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外卖平台先后使用了"惯习培养""速度管理"和"粘性使用"三个强制通行点,作为"转译"的起点开启了数字平台的算法生产过程,并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角色分配、征召动员和排除异议等方式,搭建了算法技术发展的行动关系网络,开启了平台资本的技术生产与再生产。此种"平台主导、各方参与、粘性培养"的模式展示了ANT应用于数字技术生产领域的潜力,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不足和理论拓展的可能。     

我国新闻App的现状、困境与进路

新闻App发端于美国,引入我国之后发展迅猛,成为媒体融合的重要标配.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新闻App大体形成了以传统媒体、商业门户网站、聚合类平台为主体开发的三种主要类型.新闻App已经成为传统媒体转型发展最便捷、可行的抓手,也成为商业门户网站进军传媒市场、强化数字世界权重的重要通道.伴随着新闻App竞争加剧,出现了规制政策困境、版权保护困境、信息安全困境、盈利模式困境.未来如何突破困境,如何实现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新闻App需要把握"平台化"转型、"视频化"趋势、多元化发展,更需要抓好生态化治理.     

元平台：数字经济反垄断法新论

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垄断威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平台封禁成为典型的损害竞争行为。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作为元平台,不断“以平台衍生平台”,形成层层叠加的数字生态。社交平台作为社会交往中心,将社会关系流量化、商品化,成为典型的元平台。必需设施原则是反垄断法上促进开放的关键,但在工业时代存在理论争议和适用障碍。数据的公共性消弭了必需设施原则既往面临的私有财产公共化危机,数字时代应当将必需设施原则重构为开放平台原则,以控制数据流量能力作为认定要素,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通过数据开放、利益共享的共票理论激励主动开放,并完善开放后的衔接措施。     

基于价格竞争的数字平台隐形垄断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互联网平台发展与数字反垄断呈现趋严的态势,而传统规制理论不足以为数字经济反垄断政策提供理论支持,数字平台的规制创新面临严峻的挑战。通过分析平台企业价格竞争行为,重新识别数字经济垄断问题,剖析数字平台隐形垄断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1)当平台企业在两个市场的均衡价格均高于边际成本时,相比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双边市场中竞争性平台企业的价格水平均下降。而当市场间存在交叉补贴时,在受补贴市场中,竞争可能会引起均衡价格上升。(2)垄断性平台企业的市场势力不再满足于勒纳指数的“倒弹性”特征,交叉网络外部性导致双边市场失灵,同时也限制了平台企业运用市场势力进行价格加成的能力。(3)为了达到社会最优价格,政府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或规制政策抵消平台一边的消费者对另一边创造的外部贡献,将交叉网络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弥补消费者进入一个市场的私人动机与社会动机的偏差。(4)平台企业借助买方信息优势,形成对卖方的纵向控制,导致平台隐形垄断。政府需要对平台企业的“买方垄断”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激励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尽可能真实地向消费者展示平台厂商的内部信息。     

我国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策略研究

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机制弱化、外部治理机制缺失以及发展内驱力不足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其运营效率与竞争能力,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三农"对金融的需要,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问题再次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焦点。从信用合作制度的变迁来看,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和"内部人控制"存在深层矛盾,农村信用社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亟待解决。     

数字经济创新的金融支持与适应性监管

数字经济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有效发挥金融支持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支撑与引领作用,对于我国数字经济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具有重要意义.相比于传统工业经济创新,数字经济创新在生产要素、成本结构、商业模式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发生深刻变革,更加依赖于多层级金融市场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然而,在金融支持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本质也潜藏着对数字经济创新的不利影响,包括资本"催熟"市场、扭曲创新激励、加剧平台经济垄断等,对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为最大限度发挥金融支持的正面作用,同时,及时纠偏金融支持所引发的负面问题,监管制度同样需要适应性创新,以实现监管速度适应性、监管方向适应性和监管力度适应性.进一步,监管沙盒契合了适应性监管的理论内涵,有望成为数字经济创新的全新治理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