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公共服务的双重逻辑研究

从价值理想和现实行动两个维度来看,公共服务是在政府职能变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正义观的发展,特别是罗尔斯和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为其理论来源,使其“天然”地奉行公平的价值逻辑,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诉求。而在现实的公共服务行动中,公共服务以效率为基本的行动逻辑,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选择性”的特点。公共服务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价值逻辑与行动逻辑的关系,通过两者互动,使公共服务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效率。     

毛泽东建国后公平与效率思想再研究

毛泽东确信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能够实现统一,并且公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能实现这种统一。在这个价值目标遭受挫折以后,他有保留地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形成了一个“大致均等、稍有差别”的公平分配思想。在经济效率与分配公平冲突的困境中,他试图改变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基本属性,希望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政治方式来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达到既提高经济效率又不损害分配均等的目的。     

社会分配:公平与效率关注的焦点

社会分配狭义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效率指在资源和技术条件约束下尽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经济运行状况,公平狭义特指社会收入分配的公正和平等。公平与效率都从属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公平本身有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之分,效率有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之别,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说,经济的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的公平与微观领域的经济效率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存在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公平与宏观领域的社会效率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之间既相矛盾又相统一,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特征。在社会分配领域坚持二者的辩证关系,有助于确立合理的经济伦理学思想。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法学思考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让高等教育自由发展还是在国家干预下发展的问题。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缘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出于参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从长远看,应该着力构建高等教育公平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与公平及其实现机理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协调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努力做到既实现效率又维护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和公平与历史上其他阶段的效率与公平相比 ,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实现机理 :一方面 ,市场经济是效率型经济 ,市场经济与效率具有天然的统一性 ,但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又会使其难以实现持久、完全的高效率 ,因而需要公平机制的协调和矫正 ;另一方面 ,市场经济也是公平型经济 ,市场经济的公平有“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之分 ,“市场内公平”可以直接体现效率 ,但“市场内公平”的运作又会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 ,而这种“经济不平等”却可以通过实施“市场外公平”来协调和矫正。因此 ,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统一 ,关键是要协调、整合好“市场内公平”与“市场外公平”的关系 ,切实把握住两者运用、实施的领域和秩序 ,使之在各自确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分工协作。     

“真”是通达“善”的途径

鲁鹏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撰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善”与“真”相统一，“真”是通达“善”的途径。“真”与“善”可统一，“可以统一”以尚未统一为前提。反思历史，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求真以发展经济，求善以共同富裕。发展经济讲求效率，共同富裕讲求公平。效率与公平有冲突，人们想二者兼得，却不得不面对何者优先的选择。把“真”放在首位，我们遇到“公平”问题；把“善”放在首位，我们遇到效率问题。我们不能避免二者关系的紧张，只能在由“真”至“善”的过程中寻求它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几点看法

作为分配制度的一个原则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应该放到现实的历史关系上来考察。马克思说,任何范畴,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其“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意义”。无论是效率和公平它们本身的各自的规定性,还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关系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和具体的内容。历史地审察效率与公平问题,必须把它们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体制连结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它们的具体内容和关系。     

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逻辑——兼论大部制机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是在价值取向支配下进行的,价值取向决定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容和效果,评价政府机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也必须从价值取向出发。政府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从属于公共行政价值取向。政府机构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载体和工具,具有明显的执行属性,目的在于保证公共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公平,因此,效率与公平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轨迹,从机构精简、政府效率等方面看,它基本上满足了效率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公平价值也获得了一定关注,但处于次要地位,导致严重的公平问题,其根源在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定位。只有将这种非均衡的价值取向转变为“讲究效率,注重公平”的均衡价值取向,才能准确找到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并进行系统思考和顶层设计,方可成功。大部制是兼具效率与公平价值的体制,是今后政府机构改革的有益方向,但也需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合理权衡与取舍。     

对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政府协调行为的伦理分析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经济效率是一个对待性的概念,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种手段;经济公平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还具有某种目的性价值;两者都是衡量社会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市场失灵”使政府协调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行为具有道德合理性。政府协调行为应该致力于同时满足公民对这两种价值目标的需求,确立以经济效率为基础,致力于维护经济公平的复合型价值取向。政府协调行为也会衍生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协调主体放弃了公正、中立的价值取向;“寻租行为”损害了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法律制度、政策违背经济公平的伦理原则;协调行为导致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低下。但这些现象是可以克服的。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对立、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辨证统一关系。因此,在分配原则的选择上,不宜再提“效率优先”,也不宜提“公平优先”或“兼顾效率与公平”,“优先”或“兼顾”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致力于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智能时代“两个和解”思想的价值意蕴研究

“两个和解”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矛盾而提出的重大命题。“两个和解”的最终实现要经历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推动“两个和解”的进程存在策略与路径的差异。“两个和解”在智能时代具有更加丰富的价值内涵,而全面加强和着力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实现“两个和解”的全新的实践形态。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公平分配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哥达纲领批判》中蕴含丰富的公平分配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拉萨尔机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公平表象掩盖分配不公的真相。马克思通过批判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谈“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揭示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制度基础；通过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具有空想性，揭示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做到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公平分配的科学前提；通过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和发展性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公平分配的执着追求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启示。     

我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论见解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矛盾日益凸显,因而在理论和政策指导上,有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提法,中央进行了调整,反映了对该问题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有效实现公平和正义,既要重视效率,当前更要重视收入分配关系上的公平。公平和效率并重,实现两者的统一,是缓解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公平: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及其实现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伦理所面临的最具现实性、挑战性的问题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同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价值取向,有着根本的异质性。但是,这种异质性在有些人看来是不     

论社会公正、平等与效率

本文通过对公平或公正、社会公正、平等、效率等概念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为解决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认为,正确地阐明公正同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倡导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是我国理论界的迫切任务。在现代伦理学中,公正一般专指“社会公正”,即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的公正。贯彻权利平等原则,是现代社会公正的基本要求。权利平等同经济效率决无矛盾和冲突,而是现代社会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所谓“平等与效率的冲突”,应当理解为“经济平等与效率可能（不是必然！）发生的冲突”。维护社会成员基于政治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保障平等与效率的最佳结合,是当代中国社会公正的根本特征,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提     

传统观念的突破 现行实践的依据

“公平 效率”的关系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均平原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改革和稳定社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社会的特定时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其是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十六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观念、原则和措施上突破了传统“公平、效率”观的束缚,科学地把握了公平和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对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认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这是独具慧眼的忠言,也是振聋发聩的警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为当今人类摆脱全球性危机,走出生存困境,进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科学、民主、公正、和平且能永续的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也应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构建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即“四个文明”。     

谈公平、平等与效率

本文首先探讨了公平、平等和效率三个概念的含义，并区分了“公平与效率”和“平等与效率”两个命题；探讨了公平、平等与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学术界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     

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

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成为效率的强大内趋力,而效率的真正实现,又在于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效率与公平是互补而又互为因果的,那种漠视公平而片面追求“效率”,或把“平均主义”误认为“公平”的观点,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的。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辨证关系,则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论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本质规定

无论是公平优先论、效率优先论还是二者兼顾论,西方经济学一贯认为顾此则必失彼,但从市场需求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经济运行方面分析,公平意味着效率,这是从公平角度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一个本质规定。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这个所谓“矛盾”,其实是伪公平、不公平、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并不影响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本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