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与李唐王朝

素有“皇家寺院”之称的法门寺由于得到唐朝皇帝的大力扶持,显得与李唐王朝的关系非同一般。本文主要阐述了法门寺在唐朝兴盛的原因及表现,说明唐王朝对法门寺的扶持实质上是李唐王朝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进而指出:佛教是李唐王朝的治国之术。     

周唐政权的更迭与儒道释兴衰

李唐王朝对待儒道释的态度是崇道、尊儒、抑释。武氏出身崇释世家，其以周代唐，除了利用符语图谶外，还主要依靠释徒为其制造舆论，登极之后仍利用释教巩固其统治。作为意识形态的儒道释之争，常常是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的表现。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形势的需要，统治者对儒道释的态度亦时有偏重，兼收并畜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兵参加军事战争的影响

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兵参加中央王朝组织的军事战争活动,不仅维护了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而且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但在政治制度、财政经济、社会危害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     

再论李渊的决策与领导作用

隋朝末年,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腐化与分裂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割据局面的出现,隋朝统治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值此混乱之际,李渊父子起兵太原,随后攻占长安,建立唐王朝。李渊作为军事与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在军事指挥与部署、政治谋划与执行都起着重要的决策作用。     

中唐爱国主义者柳宗元的反分裂斗争——兼论柳宗元和韩愈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论战

唐朝中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藩镇的分裂割据势力和朝廷中主张保守、倒退的官僚地主集团相勾结,破坏国家统一,对抗中央集权,使李唐王朝面临着分裂、倒退的严重威胁,出现了日趋崩溃的社会危机。柳宗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了铲除分裂保守势力,拯救唐王朝的颓势,柳宗元亲自参     

技术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国家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而是已经成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安全.技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技术安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本文简述了技术安全的表现形态,技术安全与其他主要国家安全因素的关系,分析了我国技术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提出了加强我国技术安全的对策建议,探讨了技术安全预警系统的构建.     

唐代前期的北衙禁军

李唐开国,军事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拓跋魏、杨隋以来的府兵旧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整顿和发展,府兵成为唐王朝内固畿辅、外备征御的主要军事力量。府兵之外,唐初统治者又建立了北衙禁军,使中央军事系统具有南衙北衙之别。“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①”。南衙卫兵即统辖于中央十六卫的番上府兵,是唐中央宿卫京师的主要武装力量,北衙为唐代宫廷禁卫军,是专职保卫天子的亲军。唐前期的北衙军队,是指在唐初元从禁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军,合称北门四军。     

元明清时期凉山彝区的土司政策考略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彝区推广土司政策,是历代王朝政策的发展与创新。土司政策其主旨不改其旧以顺俗施化的特点,一方面通过授以彝族土酋之官爵,遵循彝区的社会经济模式,用律法形式,规定了彝族土司的权力和义务,对属民及地方军事的管理与治理,提高了彝族土司的地位,使彝族土司成为传达王朝政令的执行者和地方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土司政策服务于中央王朝,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制变迁,军事上的武力驱逐,血腥镇压,使凉山彝区土司的权力边缘化。之后,土司逐渐被新的势力团体黑彝们所取代,土司制度最终走向没落。     

论大化以前的日本对华外交

从原始社会末期至大化革新这一历史时期,日本列岛上的统治集团,同中国西汉以至隋、唐开展了较为广泛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外交活动。无论是被动接爱中国王朝册封,还是明确要求中国王朝册封,以至与中国王朝建立对等外交,其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外交目的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不过,在外交手段配合下的对朝鲜半岛的扩张,结果归于失败。     

中唐财政政策对复苏社会经济的作用

本文就唐玄宗统治后期,成为李唐封建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转折点;安史乱后,唐肃宗、代宗在忧患余生,为了维持其统治政权,采纳一些理财家的建议,实行改革财政的政策和措施,对复苏和稳定中唐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乃至唐德宗实行两税法的历史意义,作了尝试性的探索。我们认为探索中唐的财政政策,总结它具有创见的历史遗     

浅析杜甫夔州时期的社会关怀

以杜甫寓居夔州时期社会关怀为研究对象 ,阐释了杜甫社会关怀的忧国意识和忧民意识 ,认为其忧国意识表现为对国家前途和李唐政权命运的关心以及对外敌侵逼和盗贼蜂起的严重焦虑 ;其忧生意识表现为反对李唐王朝诛求政策和对饱受战乱摧残不能自存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此基础上 ,指出杜甫夔州时期社会关怀的特征是以夔州而知天下 ,居夔州而悯天下。     

论宗教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功能上。一方面,当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相一致时,它就能促使其社会成员共同意志、共同信念的形成,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汉代"丝绸之路"上的边疆安全——以军事保障制度为视角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中央集权国家开始正式开辟、经营丝绸之路，并将其逐步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体系。丝绸之路战略地位特殊，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势力长期对峙，激烈争夺的对象，为确保边疆安全、政权稳定，实现中央与边疆的良性互动，经营丝绸之路，就成为关乎国家和边疆安全稳定的战略国策。文章以丝绸之路开辟、巩固时期的汉代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安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汉在丝路地区的布局、丝路安全防御、后勤保障等军事措施，以期为边疆安全治理模式的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新疆的安全提供有益借鉴。      

浅析杜甫夔州时期的社会关怀

以杜甫寓居夔州时期社会关怀为研究对象,阐释了杜甫社会关怀的忧国意识和忧民意识,认为其忧国意识表现为对国家前途和李唐政权命运的关心以及对外敌侵逼和盗贼蜂起的严重焦虑;其忧生意识表现为反对李唐王朝诛求政策和对饱受战乱摧残不能自存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此基础上,指出杜甫夔州时期社会关怀的特征是以夔州而知天下,居夔州而悯天下.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之构建

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在新世纪将会更加深刻地影响国际政治舞台并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应以经济安全为中心,以军事安全为保障,以政治安全为目标来构建自身的国家安全体系,从而确保中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户部别贮钱的用途

唐后期的户部别贮钱,是数量可观的国家经费.满足京官月俸需要,仅是其筹建初衷,约占总数六分之一,其余则广泛用于军事、行政、宫廷、赈灾诸方面.从其支出部门,可归结为供官、供军、供内、济民四类;从支出账面,可归结为有名有数、有名无数和无名无数三类.其支用具有机动性强的特征,从而产生应急性和缺乏计划性的特点.作为国家储备资金的户部别贮钱,在政治上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军事上维护王朝安全和稳定,财政上缓解国家经费困难以及赈灾济民等,在唐王朝后期起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试论商王朝对南土的军事经略

青铜器作为商代国之大器,不仅是这一时代的象征,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南土由于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成为商王朝争夺的主要目标,统治者在对南土的经略上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具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考古遗存进行系统梳理,并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为参考,从军事考古学的角度审视,可以发现商王朝对南土的统治存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的意图:在战术层面上以盘龙城遗址等作军事据点作为其势力南下的坚固基础;在战略层面上,商王朝希望通过对长江中游黄金水道的控制,达到对南土铜矿等资源的控制与使用的目的。     

论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

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从内涵到外延、从理念到实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核心理念是:优先保障信息安全的重点安全理念,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互动安全理念,以信息安全为基础的综合安全理念,以及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合作安全理念。我国在整体上应确立以信息安全为基础、以经济安全为核心、以政治安全为前提、以军事安全为后盾、以合作安全为途径、以综合安全为标志的新的国家安全观,构建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十大安全战略。     

信仰与政治之间——论武则天与中宗、睿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为"佛先道后".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武则天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难题有关.此外也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至其晚年她又试图从根底上将佛、道二教进行融通,进而从理论上说明自己建立的大周王朝与李唐王朝的内在联系,且将其宗教政策改为"僧道并重".中宗复位之初,"五王"执政,以推行和恢复李唐政治统治的一系列政策为务,一时将其宗教政策又改为"道先佛后",不久又发生转向而成为"佛先道后",其原因是与武三思等人再次掌权和中宗个人的经历有关.睿宗统治时间虽短,却着手提高道教的地位,且于景云二年(711)四月,癸未,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诏>,似乎是在佛、道两教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当时朝中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斗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