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与近代戏剧

近代报刊与近代戏剧关系密切。近代传奇杂剧作品绝大多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推动了传奇杂剧作家创作心态、作品题材、体制乃至接受方式的近代转型。近代报刊与作为大众艺术的戏剧尤其是舞台演出的关系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近代报刊促成戏剧观念的变革,并成为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的舆论阵地。     

顾随杂剧的体制通变与情感寄托

顾随所作杂剧六种,既自觉继承元杂剧的体制规范、结构特色与风格特征,努力维护和传承杂剧的艺术传统,又着意尝试变革杂剧传统的某些方面,在新文化背景下寻求杂剧生存与延续的可能性。顾随杂剧既继承了中国戏曲叙述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剧诗传统,又自觉借鉴和运用西方戏剧观念,寄托着理性精神和哲学智慧,从而在思想内涵和精神指向上与传统戏曲表现出显著不同。顾随一代戏曲家的传奇杂剧创作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最后命运和思想艺术光辉,也寄托着对其未来出路和最终命运的沉重思考。     

晚清传奇杂剧短暂中兴与消亡探因

晚清传奇杂剧在传统传奇杂剧极度衰微之时回光返照，短暂振起，顺应时势需要，注目现实社会，参与政治斗争，推动时代变革，为传统传奇杂剧的历史发展划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而自身的公式化、概念化、案头化的艺术弊病．对传统体制格律的若干不合时宜的背离，以及地方戏和新兴话剧之双重夹攻，则是晚清传奇杂剧终于未能保持振起之势而归于消亡的主要原因。     

论明清传奇戏曲的特殊文体“四节体”

明清传奇戏曲特殊文体的“四节体”,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将传奇情节分为若干节段,藉以完成传奇戏曲主题思想的阐述。这一特殊文体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时代推动与文体观念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寓言体”创作方式的改变、传奇杂剧文体之间的破体现象、传奇戏曲叙事模式的突破等。“四节体”的出现具有文体突破革新意义,丰富了传奇戏曲文体的风貌,但同时又是文人的自我游戏之作,体现出案头之曲的创作趋向。     

论关汉卿杂剧中的诙谐手法

关汉卿的杂剧创作因其内容丰富、数量众多、体制完备而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最早从事杂剧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表现方式上运用诙谐的艺术手法,通过喜剧性的情节、滑稽的形象、幽默的语言,较好地发扬了"寓庄于谐"的艺术传统,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显示出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审美价值,极大地丰富了杂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对推动杂剧的传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沈璟及其昆曲杂剧

作为一代昆曲大师 ,沈在杂剧创作方面也有所染指。这方面最值得提出的是他将杂剧形式正式引入了昆曲领域 ,创作了《十孝记》和《博笑记》两部短剧集。它们在演唱音律方面显然和他的传奇一样 ,同属昆曲的范畴 ,准确地应称之为昆曲杂剧 ,以与杨慎、许潮乃至徐渭、汪道昆等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高文秀及其杂剧创作

高文秀生于东平,得其地文化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的杂剧创作取材非常广泛,其中历史剧在其创作中占有相当比重,而尤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最为成功。高文秀的杂剧创作在艺术形式上也很有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剧本中的曲词与内容相协调,以及成功地运用了戏剧语言。     

在批判与耽溺之间——论李伯元《活地狱》

<活地狱>在李伯元小说创作中的特殊之处是其酷刑叙述.李氏对官府酷刑的冷静叙描既渗透着批判激情,又隐含耽溺激情,其间受刑人"人"的特征被严重削弱.李氏酷刑叙述体现着传统儒学素朴的"民本"意识,同时也有末世文人精神失怙的茫然,显示出现代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历史性缺位(未出场),同时也反映了近代商业写作的利益制约.     

明代陕西戏曲创作与表演述论

本文对明代陕西地区的戏曲发展状况做了描述，并且对各种戏曲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陕西在明代虽然已不再是中国戏曲创作与表演的中心，但是戏曲活动仍非常繁盛，变体杂剧中独折戏便始于陕西，而杂剧家中的康海、王九思无疑属明代戏曲大家。晚明时以昆山腔为代表的传奇在陕西亦有相当成就。秦腔的出现，更是开中国戏曲花部乱弹之先河。     

论明代宫廷杂剧上下场的处理

明代宫廷杂剧的上下场处理充分体现了宫廷杂剧程式化的典型特征,既继承了元杂剧的创作传统,又有自身的精炼和整饬,虽然不免有些千篇一律,但其在杂剧史上程式化、规范化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可以说,元杂剧的创作规范在明宫廷杂剧这里更加提纯,形成更精炼整齐的创作样式。     

曹禺193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中的诗性融合

曹禺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存在现代主义的元素,表现为对经验主义和表现主义两种西方美学思想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以曹禺的诗人气质和中国文化的诗性品格为基础的,剧作呈现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形态的一种缩影。与此同时,其“诗化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诗学文化传统中的内化,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从20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到40年代的现实主义审美范式转型中的过渡,在整个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话剧史中有其特别的意义。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原因

中国文学近代转型有其特定的现实原因和时代动力,转型过程仍受中国文学的传统影响。古代文学发展的式微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变革压力为文学近代性的最初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是社会转型期中国人重新定位价值方向和精神需求的一种反映。但文学形式具有民族性,通常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民族文学传统的特点、民族审美心理的趋向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近代文学终究无法摆脱中国文学的古代影响,也无法突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形式。     

论沈从文与张爱玲神话现象背后的文化关系

沈从文与张爱玲神话现象所表现出的文学命运的相似性有着文化选择的必然性与共同性二人坚持以自我所认同的文学性原则来传达时代精神,不愿被某种共性的文化规约强行遮蔽.这种个性追求具体表现为"传奇不奇"的人性写作立场.沈、张文学实践的意义在于以个人的潜在形式证明了新文学运动启蒙传统的薪火尚传和良性发展的可能性,这种意义的存在同时也反照出以往文学史写作的现实问题.     

顾毓琇与"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性的文学社团 ,顾一樵 (毓 )是其成员之一。顾一樵站在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基本立场上 ,创作出大量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和写实风格的作品 ,不愧为现代新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芝兰与茉莉》是顾一樵“五四”时期的著名小说 ,它以第一人称叙事 ,讲述了“我”与两个女子的感情故事。小说透出强烈的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倾向 ,艺术水准相当高 ,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回应。四幕剧《孤鸿》批评了留学生见异思迁、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该剧就角度而言 ,在留学生文学、特别是多幕话剧的创作中堪称异数。以《荆轲》为代表的历史剧亦体现顾一樵一贯的写实特色。     

蒙古族现当代母语文学创作及发展综述

蒙古族现当代母语文学创作继承并发扬了蒙古族悠久的文学传统,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论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很多文坛＂大家＂。这一时期,蒙古族母语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不断拓展,主题思想、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日臻丰富,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日趋多样,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更加浓郁,成为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有限中蕴涵无限”——试析步行商业街场所精神的塑造

现代步行街的实质是借助有限的建筑空间传达无限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传统或现代的信息。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步行街进行改造时,应该认真分析其场所精神与构成特点,在设计与建设中切实地将商业步行街的传统精神与现代特色融为一体。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     

论田汉早期新浪漫主义观的美学内涵

早期新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深刻影响田汉的戏剧创作,其戏剧创作的理论资源主要是对西方现代哲学与东方古代文化的创造性吸收,融合个人诗人化的艺术气质,并与“五四”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相结合,共同促成了具有田汉自身特征的新浪漫主义文艺观。在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的比较中,田汉以一种进化论的文艺发展观,认为新浪漫主义是一种欣慕新世界的最新的文艺观,不仅为生命力旺盛的苦闷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自救的道路,而且它致力于探求潜在于现实世界背后的真生命与根本义,以获得关于人本身与宇宙现象的真理。毋庸置疑,田汉早期对新浪漫主义的理解已由文学上升到对现实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表现出了典型的现代人的心理特征和一种朦胧的现代主义美学意识,在中国现代生命诗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