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新理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国际法典范——“一国两制”构想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的具体运用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本文对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特殊的策略以及在冷战环境下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国际努力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中央通过一系列谈判，签署了《联合声明》，妥善地解决了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一国两制”理论在处理国际间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成功运用，有着处理国际间大冲突的国际法意义。     

第三部门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第三部门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根源是结社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民主的社会现实 ,现实根源是 70、80年代的政府改革 ,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第三部门维护了自由主义精神 ,促进了个人从家庭走向社会 ,提高了政府效能、保证了行政改革的顺利展开。中国应大力发展第三部门 ,因为它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 ,同时在第三部门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完全可有所作为     

土改后农村的社会分层与税收政策

土改后中国农村形成了以社员与单干户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结构 ,根据当时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这一社会分层结构 ,中国政府制定了合作社、单干户区别征税 ,及税收对合作社优惠的政策。土改后中国农村合作社、单干户区别征税的历史昭示我们 ,农村社会分层与农民负担是密切联系的一对问题 ,只有将两者联系起来考察 ,才有可能解决当前农村税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现状及问题

中国有着1300年的办报历史。但中国政府利用媒体发布新闻的历史并不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虽有发布信息的行为,但主体仍是对信息流通的严格控制,很少向公众发布政府信息。现着重分析当代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与局限。     

论90年代以来联合国视域下中国的反霸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原则立场和对外政策的纲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两代领导集体在联合国舞台上反霸思想的内涵日益丰富,反霸的方式和策略日益成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中国在国际标准竞争中的兼容策略与公共政策

兼容策略和政府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推动后发的中国自主标准成长为国际标准至关重要。为了给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构造一个三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以研究技术标准的市场规模和兼容成本对企业兼容决策的影响,得出了企业在标准竞争中选择互相兼容、单向兼容和互不兼容策略时的决策条件,据此为中国政府制定有利于本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竞争的公共政策提出建议。     

比较视角下中美两国政府改革意识实证研究

政府改革意识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以1978年至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与美国《国情咨文》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研究中美两国政府在发展进程中改革意识的现状和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在波动规律上,两国政府的改革意识相对同步;在内容层面上,较之美国政府更关注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国政府的改革则经历了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改革的演变,同时,中国政府的改革意识更具一贯性、连续性和持久性。     

中国政府关于学习化社会政策的历史追索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50多年,我国的教育事业走过了艰苦卓绝的历程,这段历史是中国政府积极向学习化社会迈进的历史,其探索为我国终身教育思想的确立以及为学习化社会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行动——以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为例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时代中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策略。基于生命安全观和正确义利观,运用官方统计数据,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外捐赠的基本状况,及其对外捐赠的行为逻辑。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外捐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彰显三大特征：(1)呈现捐赠范围广、速度快并以物质型捐赠为主。(2)体现生命至上的生命安全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越严重的国家,中国政府对其进行捐赠的时间越早、越及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越低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物质型捐赠;国家治理能力越低、公共卫生能力越强的国家,中国政府越倾向对其进行情感型捐赠。(3)表现出义利相兼的正确义利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中国捐赠过的国家,中国政府更倾向对其捐赠且捐赠频次更高;与中国政治关系紧密、伙伴关系的国家,越倾向对其进行情感型捐赠。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以中国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阐释了公共卫生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启示

本文认为治理即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与制约。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根本原因是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缺失。为此,构建后全能主义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并形成相互合作制约机制,成为治理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三大启示。但是中国当务之急在于前两个方面。     

社会转型与先进文化

社会转型为先进化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先进化是社会转型成功的客观要求。社会转型决定先进化，先进化又反作用于社会转型。当前中国的快速转型为先进化发挥作用提供了历史舞台，先进化只能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它对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起推动作用。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化，关键是要从中国先进化的基本内容上搞清楚和把握好主流性、创新性、开放性、先导性、民族性这几个中国先进化建设的重要特点，从而更好地指导当代中国的先进化建设。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责任：1949—2009

建国6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国家—单位统包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转变。研究发现,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政府责任强度,影响着经济社会建设与国民福祉水平。因此,笔者认为新时期应加强政府社会保障能力建设,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治理视域下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变革,社会各项事业正在面临深层创新与发展。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多元化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突发事件大量出现,为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突发事件形成的原因不仅有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诱发、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不足、社会自我调控能力的薄弱,同时也有法治建设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的诸多漏洞等。因此,必须要从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培育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推进法制与社会保障建设等途径入手提高整个社会防范与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述论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出发点是惩罚日本侵略,使之不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努力使之付诸实施,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色彩,应该予以肯定。但不久,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社会基础的削弱,为保住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和法统地位妥协、退让,最后放弃对日处置政策,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虽然有其受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的因素,但其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不仅对中国、日本,而且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女性休闲体育限制因素研究

由于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自身限制、伙伴限制、结构限制等休闲限制因素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女性休闲体育的发展。通过对休闲限制含义、结构、因素及对女性休闲体育影响的分析,结合中国女性休闲体育的实际,本文提出加强女性自我观念更新、性别角色转变,加大宣传力度和管理力度,多渠道筹集经费,增加体育资金投入和场馆设备建设等具体策略,改变女性休闲体育的限制因素。     

非均衡发展与政府关注——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

选择均衡发展战略还是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宏大问题。当代中国国情决定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仍将是中国政府现阶段的战略选择,经济发展仍将是发展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剧了社会关系的非均衡程度,甚至有失衡的危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应当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主导问题及其变化趋势给予特别关注,引导社会朝向均衡发展。     

新中国初期电影政策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初期国家和政府基于我国电影的历史传承和时代特点,推出了较多的电影政策。电影政策显示出独具的特点,既具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也出现过曲折和动荡,产生过十分消极的作用,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变化,是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就能够大大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反之,则会使之遭到迟滞和倒退;电影政策既应与文艺政策及其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相一致,同时又应体现出自身的特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遵循电影文化的内在规律,以及基本特点与功能;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必须科学认识电影文化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以发展电影事业与电影产业为宗旨,以创造电影的更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目标。     

我国统筹城乡就业的回顾与展望——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政府从改革传统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入手,统筹城乡就业,积极恢复与重建城乡就业一体化机制。然而,由于各个阶段出台的统筹城乡就业政策几乎都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逼"出来的,目标既不明确,推进也不平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政府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就业一体化道路。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由表及里:地方服务型政府建构向度研究

服务型政府效能化与人本化建构是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向度,也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多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林林总总,风生水起.但是,由于受转型背景的复杂性、体制体系的惯性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的粘性等因素制约,总体仍处于表象层面.为此,需要相应支点结构性的循序移位,由表及里,实现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路径创新,从而把技术性、手段性改革转变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体制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