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效力三题

公诉是一种重要的诉讼行为,公诉的提起会产生多种效力。提起公诉后,法院必须开启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法官的审判行为必须受到"诉审同一"原则的限制,他能否变更指控罪名取决于诉讼理念和审判方式;检察机关提出公诉后,它变更公诉的行为也要受到限制。     

刑事审判公开原则之坚守与被告人隐私权保障之提升

审判公开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却忽视了对被告人隐私权的保障。这不仅给被告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更违背了基本的法治理念。从法理逻辑上看,被告人平等地享有隐私权。虽然在庭审过程中对被告人隐私的公开是不可避免的,但对隐私在庭审外的公开是可以控制的。因此,要在继续坚持审判公开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规制法院、新闻媒体与自媒体在公开审理案件中的公开行为入手,保障被告人的隐私权。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以《民法典》适用为视角

一直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于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合同履行纠纷应适用“情势变更”还是“不可抗力”均存在较大争议,新出台的《民法典》对“情势变更”规则的修订更是将这一争论推向了高潮。“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或排斥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转化的兼容关系。因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导致的合同履行纠纷应适用何种规则,关键要看合同履行“不能”还是合同履行“显失公平”。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参照适用“三步走”规则,准确把握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妥善处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关系,杜绝“一刀切”式的审判方式,力争达到个案平衡。     

“媒介审判”的检讨与规制

“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违反司法程序,超越职权对案件做出判断,是一种违法的和无效的裁判。新闻媒介的影响力将会使这种裁判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到公众的正确认知和司法的公正。因此,要正视“媒体审判”现象,深入分析其存在原因,合理规制“媒介审判”,以寻求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     

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的隐忧及其消解

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运用,给审判场域和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带来许多变化。卢米斯案折射出算法“黑箱”可能成为弱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的新障碍;审判场域迁移并未给证人等出庭作证带来明显改观,反而影响庭审的交叉询问;“新案卷笔录移送制度”加剧控辩双方的不平等,而“新法定证据主义”导致被告人权利限缩。要消解人工智能时代被告人质证权实现中的隐忧,被告人的质证范围应扩大至证据和数据,明确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界限,证明标准应当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相融合,并且强化律师的“智慧辩护”。     

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正当性研究及制度构建——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审判机关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情况,其中很多变更都未经控辩双方辩论,而是审判机关根据自己理解而作出的裁判,这样的裁判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本文主要论述了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变更指控的各种情形,并对其正当性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特别是辩护权利为视角对我国的变更指控制度进行了构建,将变更指控分为不能变更、直接变更及协商变更三种情况,并逐一论述了各种情况的条件和程序.     

诉讼参与人的情态表达分析及其人际意义

以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依据,以刑事审判话语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具体刑事审判语境,整体考察一场刑事审判中诉讼参与人的情态表达及其人际意义。然后,又具体分析公诉人和被告人的情态表达特点及其言语实现方式。揭示刑事审判中诉讼参与人使用情态表达的总体趋向,说明诉讼参与人对情态表达的选择与他们的特定角色有关,并探求其法律上的相关解释和依据。     

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情势变更原则就是指合同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非因当事人双方的过错而发生情势变更,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如果履行会显失公平,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注意法律依据或法律的适用;二是注意掌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三是注意情势变更与相关概念或制度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比较客观正确地审理涉及情势变更的案件,体现司法公正。     

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的制度解构与运行保障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诉讼程序,在追究贪污腐败犯罪大环境下得以确立。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从应然意义上既包括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也包括公诉人缺席审判程序,现有立法对前者作出了规定。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涉及案件关系、被告人辩护权行使、救济程序设置等问题。现有立法在形式上看似对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不利影响,带来了诉讼风险,但深入研究可知缺席审判并未对被告人权利造成影响,具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要明确缺席审判程序,从缺席审判的送达程序、执行方式和预防冤假错案等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完善。     

论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情势变更发生的因素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合同履行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情势变更早已为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认可并日益被重视,因此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深层研究也日益迫切.就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对合同法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人民法院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在我国诉讼理论界,传统的观点是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但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完善,这一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无法适应新的要求。文章主要从对传统观点的质疑并结合理论和现实来论证人民法院不应负证明责任,从而明确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实现控审职能分离、保障法院公正审判、强化公诉职能的重要途径。     

证据移送制度对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废除了全案移送制度,同时规定在起诉及庭审后向人民法院移送证据材料的制度,这就为法官与证据在法庭以外建立直接联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导致法庭审理效率不高,甚至流于形式,使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无法实现。取消证据移送制度,切断法官在法庭以外与证据建立直接联系,方能最终实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所确定的目标模式。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须立足我国现存法律框架与司法实践,对审判中心的内涵及其延伸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再从审判中心出发,认真审视检察权的定位与运行。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规范行使公诉权、扩张不起诉裁量权、强化侦查监督职能,以实现刑事裁判主体地位回归法院、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以及发挥诉讼流程终端控制机能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同时应以犯罪分层为标准,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断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庭前准备程序为审判活动的公正、高效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保证。通过庭前准备程序,控辩双方的诉讼参与权得以实现,案件争议焦点得以明确,非法证据被排除在法庭之外。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存在诸多不足,如权利告知和整理争点的功能欠缺,证据开示的规则并不完善,控辩双方参与庭前准备的作用被弱化。为了实现公正审判等诉讼理念,应当对我国的庭前准备程序进行重构,以发挥其对审判活动的重要作用。     

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探析

不告不理原则作为调整刑事诉审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所普遍确认,但该原则在我国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众多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的现象,因此,对该原则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我周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刑事诉讼立法的完善.     

刑事诉讼标的之单一性与同一性探究

确定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的单一性与同一性标准,意在彻底贯彻诉审同一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诉讼标的的单一性与同一性标准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多有背离之处。     

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审判法庭布置的法理分析

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法庭布置已经不适应现代司法理念和诉讼制度原则和精神的要求,应当进行适当的改革和调整。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保证法庭布置充分体现诉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法官独立裁判等现代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为法院公正司法营造一个具有人性化的审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