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20世纪《列子》及张湛注研究述略

东晋玄学家张湛注《列子》以明己意,而《列子》真伪尚存争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列子》真伪争论颇多;至三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始对《列子》及张湛注进行学理分析。随着魏晋玄学研究的深入,近20年学界对《列子》真伪的探讨涉及方方面面,张湛融通前代玄学及佛教思想的理论亦得到初步梳理。     

《老子》哲学两重性分析

尽管《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个老课题,但是对《老子》哲学的两重性及成因的探讨则至今相当薄弱。我们认为正确认识《老子》哲学的两重性及缘由,有益于深化对《老子》哲学思想的认识,亦有助于对《老子》哲学思想研究的反思。有鉴于此,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老子》与《易传》道论学说的比较分析,对《易传》道范畴的内客及特点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肯定了《易传》道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管子注》三论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兰亭序》文理辩正——与施蛰存先生商榷

从20世纪60年代在书法界发起的“兰亭论争”,一直围绕着《兰亭序》的真伪展开。1990年施蛰存先生《批〈兰亭序〉》一文从文章结构及语意角度对《兰亭序》做了彻底的否定,从而有意无意地从文学作品评价的角度否定了《兰亭序》的真实性。兹从东晋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王羲之的思想与人生观入手对《兰亭序》一文详加剖析,反驳施文在对《兰亭序》文理分析中的种种错误观点,以期给《兰亭序》这篇名文以一个公正的评价。     

吕叔湘与《马氏文通》研究

吕叔湘对《马氏文通》研究的贡献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的《中国文法要略》继承和发展了《马氏文通》的语法理论 ,他的《重印〈马氏文通〉序》对《马氏文通》进行了极为恰当的总体评价 ,他为孙玄常著《马氏文通札记》所写的批语体现了他对《马氏文通》研究方法的指导 ,他与王海合编的《马氏文通读本》 ,是《马氏文通》迄今为止的最佳版本 ,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里也闪烁着《马氏文通》研究的许多珠玉。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与《河图》《洛书》

对黄钟、律本、度母及十二平均律的释解,诠释了朱载堉新法密率与《河图》、《洛书》的内在关系。《河图》内函方而圆其外之图解,详细标出了十二律之数据长度,并对《洛书》九数与十二律相配之法作了通俗的释解,文中引《周礼·大司乐》及《明实录》为证,将《洛书》九数、十二律吕、十二支辰、六代乐舞相配及祭祀应用作了详细的说明。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论陶渊明《时运》对《诗经》的学习与借鉴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对《诗经》多有学习与借鉴。从陶渊明的四言诗《时运》对《诗经》的创作接受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模仿《诗经》取首句两字命题;模仿《诗》小序为自己的诗《时运》作序;对《诗经》重章叠句的学习与借鉴;对《诗经》句式的学习与借鉴;对《诗经》词语的创作接受。另外,对《诗经》赋比兴的手法及艺术风格也多有学习和继承。管中窥豹,可知陶渊明对《诗经》是非常熟悉的,这与陶渊明的家学、家教和当时的官学教育都有很大关系。     

《物权法》适用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例外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中国《立法法》规定的一条宪法性原则，《物权法》适用中理应坚持无疑。然而，《立法法》第84条但书用语又否定了对“法不溯及既往”的绝对适用。基于《物权法》自身特点、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以及促进交易的目的，在对《物权法》种种具体规则进行区别分析后，指出《物权法》对“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之处。     

家国天下：《诗经》之《桃夭》《兔罝》大义发微

如果考虑到《诗经》编排是孔子手定的话,《诗经·周南》中的《桃夭》、《兔罝》两篇相连可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大学》对《桃夭》的征引揭示了《桃夭》所蕴含的家国天下之义,而此含义在接下来的《兔罝》篇实有展开。解读《兔罝》经文及历代注疏,有助于我们理解华夏政治文明的教化特点。结合《周易·系辞传》及《旧约》的比较研究,则有助于我们在更加广阔的古典文明视野中发微《兔罝》篇的大义。     

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楚辞》校证（三十五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他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吕祖谦是否著有《吕氏读书记》——由《四库全书总目》王世贞《读书后》提要说起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吕氏读书记》题名相似,各书目对《吕氏读书记》记载较少,已有记载之间也存有矛盾,这给吕氏作品整理及研究带来诸多不便.通过对书目、序跋及网络资料查询,可以确定《吕氏家塾读诗记》与《吕氏读书记》是吕祖谦两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吕氏读书记》今疑已亡佚.     

《金瓶梅》辞书四种失误评述

本文评述《金瓶梅词典》二种及《金瓶梅大辞典》、《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对《金瓶梅》一书词语释义的失误之处。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汉志·诸子略》与先秦至汉代诸子学的发展

诸子学发展变迁折射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论六家要旨》到《汉志.诸子略》,几代学者通过对诸子百家源流及学术特点的总结和梳理,勾勒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特色及发展大势,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界对诸子文化现象的反思。《汉志.诸子略》对各家学术流派分门别类,并分析、总结其优劣得失,既是对《七略》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先秦至西汉学术发展、思想传承不断深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