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人与宋词品格

宋代文人以风流名世。这里的“风流”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他们才华横溢，往往兼擅诗文书画；二是指 他们对感情的过度流连以及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前者体现了宋人清雅的一面，后者则相反，反映了他 们趋俗的一面。两者结合，使宋代文人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对宋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后者 着手，对宋人从俗的原因、表现及结果作具体分析。     

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朝廷官员被贬谪、流放是其政治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的常事。但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因素的影响,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都比较稳定、平和,不走极端,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的心态和生活。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与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地位,便成为士大夫文人的要务。宋代文人画之崇尚神理意趣及词在宋代的雅化,实质上都体现了宋人对士大夫文人的情趣与品味的提倡以及对"匠技"与"工俗"的排斥。宋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极力强调自己的高雅品味,自觉地以其人格理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极力与"俗"拉开距离的努力,生动地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宋代吏隐与文人生活

“吏隐”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蔚然成风。宋代士人“吏隐”的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端：第一,“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以参禅念佛作为仕途失意时的精神解脱;第二,“身在魏阙之下,心存江湖之上”,徜徉园林、卧游山水,在庙堂政事之余获得精神上的安闲与自适。宋代士人吏隐之风的流行,是当时特定的文化环境所致．亦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达和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而这种吏隐心态渗透到此期高度发展的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弥漫于文学作品中的“吏隐情调”。     

“诗教”的兴起与宋代文人的两难处境

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必然是时代心理、观念等因素作用。在北宋末年,有一股“诗教思潮”出现在当时的诗坛上。作为一种思潮。历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即使有人注意这股思潮中的某些诗人、到批评家,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深究这股思潮产生的深刻背景。应该说,诗教在中国文学史上已不是新鲜货色,历代提倡的诗人、批评家不绝如缕,但不同时代的提倡者,其心理动机是迥然不同的,并且侧重点也不一样。那么宋人提倡诗教的心理动机如何,又有什么特点呢?     

宋代文人与戏剧关系略论

宋代文人与戏剧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在戏剧创作、戏剧评论、戏剧研究方面都有表现。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戏剧的创作,欧阳修、宋祁、苏轼等人都写作过乐语。文人的戏剧批评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历史角度的批评,二是论诗论画时借剧为喻,三是以剧为主体,发表评论。北宋晚期开始,有关戏剧的著作陆续出现,可分为源流考镜、全景描述、剧目记录三个系列。戏剧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生如戏”的生活态度上。宋代文人与戏剧开始产生密切的关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青词文体与宋代文人心态

青词与道教祭祀斋醮密切相关,是一种有特定体制和用途的古代常用文体,宋人别集中多见,而今人对其已不甚了了。宋代文人青词具有诚心忏过特质,我们可以此观照其中体现出的种种宋代文人心态,如禳灾除病、祈求延年的祈福心态;忧心前途、全身保安的自慰心态;虔诚自省、谨慎畏祸的约束心态;追荐亡灵、缅怀亲人的哀痛心态等。宋代文人创作的某些青词还流露出作者心态的转折变化,反映出作者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忏悔文学和忏悔意识此前并不发达,而青词中却大规模地出现忏悔心态,值得关注。研究文人青词有助于洞察古代文人的深层心理活动,把握其微妙心态。     

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

宋代有诸多文人从事治生和商业活动。成名文人或踏入仕途的文人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 ,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润主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 ,已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特点 ;下层文人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 ,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 ,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 ,去职或遭罢官的文人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

“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刘复生“白子弟”之名出现在北宋时期，有关宋代的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中均见记载。本文通过对“白子弟”活动的考察，探索其性质和作用，同时对北宋川峡地区乡兵的一个特例进行扼要的...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宋代寿妻词与宋文人家庭伦理观

婚姻家庭是人类社会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爱情观、婚姻家庭观和人生价值观,使现实社会中的爱情、婚姻、家庭呈现出不同的社会人文景观.宋代寿妻词中呈现的主要是齐眉偕老与红颜永驻的爱情观;妻贤子贵与齑盐相伴的婚姻家庭观;荣华富贵与柴门自好的人生价值观.     

论宋代文人词学观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宋代文人词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曲子词的发展相适应的。但由于词史发展的特殊性,宋人的词学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如诗化与词化、典雅与俗艳、抒情与言志、自然与雕琢等一些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力量的彼此消长中,宋代文人的词学观才走向成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词从近乎缠令的游戏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抒情言志的“美文”。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论宋代“日记”与“小说”之文类关联

宋代“日记”与“小说”在官私书目著录、作品命名、题材内容、文体形式、成书取材、相互影响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文类交叉联系。朝中重臣等官员记载在朝亲历朝政要事及生活交际的日记与小说性质相通,含有“闻见杂事”的“小说”成分,与专门载录朝中杂事的小说非常相近。使臣以及接伴、馆伴的官员出使辽、西夏、金、蒙古(元)载录行程的日记,记述日常琐事、奇风异俗等,也多被小说选本收录或小说取材。官员赴任、贬谪、入京、罢官等记述旅程见闻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山水、探亲访友等描述行游经历的日记,记述传闻故事、非常异物等,不少内容多具“小说”意味。部分小说编撰直接受到“日记”影响,或带有鲜明“日记”痕迹。     

宋代的“润笔”与宋代文学的商品化

黄霖认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路数,但过去被简单化、庸俗化了。今后的研究一是要与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二是要与创作主体、文本、接受、传播等各个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学与经济关系的研究真正生动活泼、有声有色。王兆鹏认为,稿费作为一种创作目的而被追求时,能够刺激作家的创作欲望,促进文学的生产;当它作为一种额外的经济来源而补贴作家的生活时,它能够改善作家的生存条件,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风格。王毅指出,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或生动地再现官商的暴虐,或写经商者不可避免的悲剧以及对于清官、天道的幼稚幻象,淋漓着古代中国皇权经济的血腥气。张兵认为,经济生活不仅对于戏曲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戏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戏曲的表演领域、调动演员的积极性、促进戏曲艺术水平提高、影响观众的精神生活。李桂奎认为,应加强从文本内部研究经济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作用,并重点分析了个体的经济生活——“财色”——对小说叙事结构的统筹与调控。     

论宋代金文研究的发展与演进

根据两宋金文研究活动、产生的代表作品和取得的成就等,可将宋代金文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发生阶段、发展阶段、兴盛阶段和深入细化阶段。仁宗嘉祐以后开始了对金石器物的广泛搜求和初步的整理研究,代表著作是欧阳修的《集古录》。神宗元丰以后,私人搜求和著录器物仍是金文研究的主要形式,代表著作是李公麟和吕大临的两种《考古图》。进入徽宗朝,官府开始编修金文著作,代表作是官修的《宣和博古图》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初,就现有的材料继续进行编集、著录和考释,使得金文研究走向深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发帖》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     

苏轼的嗜石兴味与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

苏轼一生酷爱怪石 ,包括美石和丑石。对于他来说 ,怪石既是陶冶人格情操的“比德”的对象 ,也是归隐故乡和退避山林的虚拟替代物 ,甚至是人生虚幻不实的见证。苏轼嗜好怪石的兴味与其特有的辩证思维有关 ,“丑好相形”、“反常合道”、“大小相形”、“真妄不二”、“妙观逸想”等观念使他比常人能更多地发现怪石之美。苏轼的嗜石兴味中包含了宋代文人一些共同的审美观念 ,如孤高忌俗的精神追求 ,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 ,尚健好古的审美趣味 ,心存目想的观照方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