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浅析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思想意义的独特性

本文针对不同时代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思想意义的特殊性进行梳理总结:20世纪30—40年代,爱国主义观照下草莽群体反抗侵略的激情宣扬;50—60年代,草莽群体在革命政治形态下的改造与规训;80年代,对于抗战意义的解构;90年代,对于战争与人性的价值与意义的新探索;新世纪,在网络流行的新的草莽英雄抗战题材小说《百年匪王》中对于传统中"仁义"与"侠义"精神的回归。     

论孙犁小说中的抗战与乡土

孙犁“最喜爱”的抗战小说以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为背景,具有鲜明的乡土色彩。而乡土色彩中包含哪些因素、以何种方式呈现,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抗战的需求。在抗战风云下,乡土的风物、习俗以及文化性格生发出新的内涵。孙犁的小说之所以能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离不开乡土文化赋予的力量与风采。他的小说诗意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乡土文化的时代内涵,在19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孙犁将时代性与乡土文化相融合的创作方法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深远。     

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景观及其效应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救亡艺术家由沦陷区撤到西南大后方,使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活动中心之一,出现了文人荟萃、艺术繁荣、作品丰硕、出版兴盛、艺术活动频繁的繁盛景观。桂林抗战文艺的繁盛,促成了桂林＂文化城＂的美誉。     

“生存意识”与抗战文学——谈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本文以“生存意识”为视角，评析了抗战时期发生在整个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中的小说创作。指出了抗战时期小说创作中群体生存意识的发展轨迹，理析了抗战时期小说创作中生存观念的嬗变与分野，是我们今天对过去时的抗战小说的再认识与再评价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论革命叙事视野下抗战小说的史观构建

抗战爆发后引发的新的政治结构变化,影响到了文史观念的塑造。发轫于抗战期间的抗战小说,自然也受到史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抗战结束到"文革"之前,在唯物史观的逐步影响与支配下,革命叙事的写作理念成为主流,抗战小说呈现出革命至上的创作理念与英雄主义的人物塑造原则,至今还在影响着抗战题材小说的史观构建和审美风貌。     

诗与政治的共鸣:1940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

抗战历史剧是郭沫若凭借审美激情对黑暗政治的抗议,是他的政治遇挫在戏剧艺术王国的一次艺术移情。在审美与政治较完美融合品格基础上,剧作充分展示了郭沫若独立自足的人文立场。1940年代的郭沫若凭借"内心的要求"和文人知识分子天性,向黑暗发出了对人的自由本质、人性崇高品格的呼唤。     

尹小跳艺术形象解读——评铁凝小说《大浴女》

尹小跳是铁凝小说《大浴女》的核心人物,小说的全部故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她而展开,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大多是她的关照物。尹小荃、唐菲和尹小帆等＂他者＂的关照和审视,成就和肯定了尹小跳对自我的审视与拯救,最终走进了内心深处宁静的大花园。小说充满着清澄透明的人性魅力,体现了作者对内涵丰富的人性和精神深度的出色的揭示与表现,执着于人性美的不懈追求。     

抗战文学的精神品格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期开辟“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笔谈。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由多方专家学者就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海外各文化机构、文艺派别、文学团体或人物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文艺方向、文学理论和作品的精神品格,以及抗战时期的小说、评论、戏剧、电影、报刊等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见解。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和讨论。     

马克思经济价值批判解析

马克思的价值批判蕴涵着他对现代社会中人之生存的物化和异化状态的反思和批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中,他着重分析了交换价值带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特征的特殊性,指出交换价值形式是人的物化存在形式。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货币(交换价值)制度,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异化状态下的自由与平等的丧失。而作为价值总体的资本,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以交换为形式产生的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的解决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     

"人类性"要素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

人类性要素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仍被遮蔽的层面.这直接影响到对其特质和精神意蕴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也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被真正纳入"人类"的文学视野平等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人所共知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研究者的思维定势、研究模式和受"西方视角"影响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只有那些所谓边缘作家的作品才具备人类性,相反,那些所谓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性整体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丰富的人类性.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其最深刻的变化和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作家主体归属意识中的"人类性"意识的增强和作品对"人类性"追求的强化.因此,从人类性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也才能认识其利弊得失.     

《洛丽塔》:人性畸态与死亡叙事

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展示给世人一段惊世骇俗的畸恋,谴责了美国庸俗的文化媒介、混乱的学校教育、漏洞百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弗洛伊德性学说的异化者们。小说幽默的语言和怪诞的风格蕴含着严肃的本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这部人性畸态和死亡叙事交织建构的文本是对"乱伦"、"复仇"和"毁灭"母题的重新抒写。其悲剧性所带来的启示使其与文学史上的悲剧经典一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内圣外王之辨及其当代价值——对一个学术公案的迟到解读

本文旨在对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解读。该书对于学术界过分偏向心性之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确有纠正之功。但其对于儒家内圣之学缺少同情的理解,以致要求放弃内圣外王的理想,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留下了根本性的缺憾。     

从“家族”走向“中产阶层”——上海城市社会史视野中的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位最难将其置于"国家政治地图"上来加以辨识的作家,她的历史经纬只在一座城市。借助上海中产阶层的"社会地利",张氏在这座市声喧哗的城市里,为自己营构了一种"于其中但隔其外"的生活形态和心理位置。她将一种最富象征意义的"都市人"——身心俱在城市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作为凝眸对象,并经其心理轨迹,触及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核心问题: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人性归宿和中西文化调适,并描绘出传统中国在都会上海的一种变易图式——从"家族"走向城市中产阶层。     

黑色写作与残酷美学——黄碧云小说论

黄碧云的小说以零度情感的黑色写作,直达人生本质,创造了一种残酷美学风格,揭出了香港"幻灭的一代"的世纪病。她站在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以异化、非理性、敌意为武器,全面颠覆传统权威和男权社会;她以最前卫的观念、返魅式的叙事、女巫般的原创语言,突破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的局限,使中国当代小说在观念、形式和语言上真正步入了后现代状态。     

土司特权制度下的人性异化——《尘埃落定》之解读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20世纪90年代的一部优秀之作,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藏族土司的“傻子”儿子的传奇经历,通过“傻子”的眼光来观察和认识这个土司世界的奇异和奥秘,以冷峻的目光审视了土司制度下人性的丑恶、宗教的虚伪以及命运所赋予人们的种种痛苦与不幸,刻画了那个靠近东方的藏族部落的末代土司及其家族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土司制度下的权力以及在这种权力制约下人性的异化。     

孔子“孝”非反思先行性之哲学分析

孔子"孝"之非反思性的先行状态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论证:"孝"之为人伦中心与"仁"可以打通;孔子对于"孝"的非反思性的先行性的确立其实可以回溯到他对天地自然运动的深刻领会,而将个体的"孝"经验上升到全体人类的"仁"境,最直接的基础是宗教感情,由此可以论证"孝"之非反思先行性的宗教性维度。由此可见,孔子提倡的"孝",不仅仅是其中心思想"仁"的根基,而且可以与孔子对于天地自然的本体论理解相通,也可以与基于祖先崇拜的宗教情感相通,如此,"孝"就由个体源初的感情,上升到人类全体以致世界全体,成为人非反思地面对世界全体的不可移易的先行性基石。     

回归自然 善待生命──《野性的呼唤》与《狼图腾》中人性的解读

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变革,＂人类中心思想＂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对野生动物无情的屠杀,对大自然疯狂的掠夺,使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杰克伦敦与姜戎虽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但相似的创作背景可以很好地诠释两位作家当时的心境：对自然的崇敬,对人性丑陋的揭示与渴望人性的回归。     

文化交汇树新风,“西厢”故事奏奇声——金代草原文化对《西厢记诸宫调》创作的影响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在体制功能、主题设置、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倾力创新,把婉曲细腻的张生和莺莺的曲折恋爱的世俗故事与金代草原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杂糅共生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构成了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交汇与更深层次的人生追求相互支撑、促进、对立、矛盾的人文景观,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卓然独秀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变化主要来源于女真民族婚俗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