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与民主的维度:达尔的观点

人口、面积、密度等是一个地域实体规模的主要维度。虽然规模还可以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但是用社会经济学的指标取代常规测量方法并不能澄清历史上对于民主与规模的争论。无论是将民主定位于城邦国家,还是将民主定位于民族国家,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其理想政体至少要满足两个标准公民作用标准和体系能力标准,弄清两种标准与两种民主传统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条件,在说明民主的维度中是极为必要的。关于规模与民主的争论,事实上也与“术语”有关,但又不仅仅是术语和分类的问题。     

规模与民主视阈中的竞争、回应和冲突:达尔的分析与结论

达尔认为规模的增加可能对公民的效能有相互矛盾的影响.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成员的数量越多,持不同意见者找到同盟者的机会可能越多,坚持不懈地和公开地反对大多数人观点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在小的体系中,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将个人之间的冲突保留在集团之内.在大的体系中,组织冲突是频繁的而个人威员为之付出的代价很小,集团冲突更可能采取制度化的形式.对于民主政体来说,没有单一的最优规模.公民效能感在小体系的同质性的政治中与在大体系的多样性的政治中依赖于不同的技术.     

民主体系的规模与能力:达尔的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达尔认为规模与民主单位处理内部冲突的能力、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能力以及在军事入侵和政治统治的威胁下维持其独立和自治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研究表明由于民主的目标相互冲突,没有一个单位或一类单位对于同时获得公民效能感和体系能力这两个目标是最优的.民主理论的一个任务可能不是阐明一个最优的单位,而是必须根据民主的或者其他可接受的优良政治的标准,帮助人们确定单位的最优数量、它们的特征、相同点、不同点,以及每种类型的单位中好的政治生活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恰当关系.     

规模视野中的公民参与和效能感——达尔关于规模与民主问题的一项相关性分析结论与启示

达尔认为公民之间的政治参与和效能感与一个国家的规模有关但并非完全依赖于它。然而在国家之内单位的规模对于参与和效能感的影响确实是重要的。地方政府培养了参与并加强了公民的效能感。使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最大化可能需要的单位大大小于我们通常假设的规模。在参与和效能感的价值方面是最优的一个单位,在其他的价值方面也可能不是最优的。达尔的分析结论对规模与民主的理论及其实践均有重要启示。     

对美国政治实践的一种反思:达尔的民主理论——读《民主理论的前言(扩充版)》有感

通过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的研读和分析可以看出,达尔的民主理论就是美国政治实践的产物,与托克维尔、熊彼特、萨托利等民主理论一样,是西方政治发展逻辑的产物。西方的民主是一个竞争性、充满争议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国的民主理论应该建立在对中国政治实践的总结和反思上,超越西方的民主,发展符合中国历史逻辑的和谐民主理论。     

规模视域中的公民交流和控制——达尔的研究与思考

达尔认为,公民的交流和控制因政治体系规模的大小而变得极为复杂,会对民主过程和结果产生多种效应,应该引起研究者和操作者高度重视并给予充分分析和审慎因应.     

试论西方产业民主

产业民主课题因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近一个世纪始终是西方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经济民主或产业民主观念是政治民主的延续,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理论和社会基础,产业民主的观念与实践是十分有意义的历史进步,对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中国学界应高度关注西方社会在这方面的探索,为中国的劳资关系发展与社会和谐,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

本文旨在介绍与分析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思想 ,从中发掘出对中国民主化有所启迪的思想资源。精英主义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一再地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问题 :民主究竟是由少数人统治还是由多数人统治 ?意大利的莫斯考等开创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 ,韦伯结合现代科层制对民主作出了分析 ,而熊比特对精英主义的民主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尔后达尔、杜鲁门等进一步发展了熊比特的思想。而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似乎不太关注规范性问题 ,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转型、民主如何巩固之类问题。对于世界民主第三波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重点在分析精英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所采取的策略。     

“协商性民主”与“竞争性民主”相结合:中国民主政治模式

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其形成的基本依据应该包括:一是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二是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二者相互结合才能创建适合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     

讨论、辩论与协商民主：国际气候政策制定中的工具选择

从逻辑理性和协商民主的双重角度看,讨论与辩论具有不同的政策工具意义,在特定的情形下,政策辩论往往成为更自然、更方便的选择。20年来,国际气候政策制定过程具有突出的政策辩论特征,从民主理论、逻辑与现实性角度来看,政策辩论应该成为国际气候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选择,改善国际气候政策辩论制度势在必行。从当前实践需要看,政策讨论与政策辩论在促进公正而有效的国际气候政策制定,构建全球政治文明的经典样本与范例,提供政策制定过程辩论工具选择的例证与经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欧社会近代转型问题断想

世纪交替,新旧转换,常常会引发人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类文明是如何发展的,尤其是人类历史是如何由传统社会步入近代社会,亦即如何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1].于是,社会转型问题的历史研究,便成了晚近以来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2]. 在社会转型问题的历史研究课题中,可以这样认为,西欧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个典型,对此, 学界不是有"内源性现代化"[3]或"内发自生型"[4]之说吗?的确,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也就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中,由这一地区率先开始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引发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的变化,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宏伟的篇章.     

In Conclusion: Current Themes in Bereavement and Widowhood Research

A number of important themes and controversies emerged from the preceding papers. These include (a) what kinds of losses lead to grief; (b) how long grief lasts; (c) how to conceptualize "recovery," (d) the nature of "normal" grief; (e) whether bereavement has lasting effects on health; and (f)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the relationship, or the nature of the death create a greater risk for poor outcome of bereavement. Consideration of these issues should help develop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intervention with sufferers, and social policies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those at greatest risk.     

民主政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论儒家中国对民主政制发展的可能贡献

就既有的民主政制史来看，它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种属）：以宗教性、直接民主以及有限民主为特色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式民主和以间接民主、世俗性、代议制度为基本特点的近现代民主。对民主政制史的考察还表明，它一直处于流变之中，并且似乎也并不存在什么发展的“禁区”，而这为判断民主政制的未来以及儒家中国对民主政制发展的可能贡献提供了启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