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水凯夫先生论《文选》编者问题

<正> 关于《文选》的编者,笔者相信传统的看法,曾在一篇谈萧统的文学趣味与《文选》选文趋向的文章中说过,“《文选》虽然并非萧统一个人独自完成的,他手下的文人学士如刘孝绰等人在编务方面大约做过不少事情,但无可怀疑的是《文选》本身确实反映了作为主编的萧统的主张”;同时在附注中批评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以为《文选》的取舍浓厚地反映了刘孝绰的意向、与萧统关系反而不大的主张,评为“持论未免有所偏至。萧统乃是一位内行,     

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

比观《文选》与《文心雕龙》,可知就编撰的工作量言,以一己之力编撰《文选》有二三年时间便可;跳出《文选》以考察《文选》与就整体来观照部分,可知《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而非仓促所成;就文献可信度及情理(逻辑)和编撰工作量等方面作综合的研讨,可论定《文选》的编撰者乃萧统,而既非刘孝绰,亦非萧统和刘孝绰或萧统及刘孝绰等。就目前的相关成果说,其上焉者所以仍多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最大的问题乃出在研究方法上。而从方法论层面上看,研究《文选》的成书时间,须先考察其编撰工作量如何?成书状况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否则,我们便无从廓清罩在本研究上厚厚的迷雾而看到其真相。     

郭本《古代汉语》文选注释商榷

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等编写的《古代汉语》,以其知识系统准确、文选难易适度、讲解明白易晓等特点受到广大使用者的欢迎,有不少大专院校长期使用该套教材。笔者近几年在使用该教材的过程中,对文选部分的一些注释存有疑问,因而也作了一点点探索,现将自己的浅见整理出来,以向该书编者及同行请教。每条后据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修订本《古代汉语》标明页码,以便查对。     

试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兼与张弘先生商榷

朱立元先生在《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一文（载《文学评论》１９９６年第６期,以下简称朱文）中指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标志着本体论的现代转折和复兴,其核心与基础是对人的存在即此在的探索,并由此在进而追问存在的意义。而张弘先生的批评文章《作为美学基础的本体论的若干问题》（见《学术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１期,以下简称张文）则认为,'基础存在论'只是海德格尔整个存在论的准备性工作,以前者来指称后者就是以建立于人本主义形而上学上的生存论哲学或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来代替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     

读《必须建立翻译学》--兼与谭载喜教授商榷

谭载喜教授的<必须建立翻译学>一文在译界影响巨大.它引起了我国近廿年的翻译科学热,掀起了翻译(学)是科学或艺术(论)的争论,模糊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重读该文章,发现它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败北”释义探源——兼与新版《辞源》编者商榷

“败北”何以可作“败逃”解? 新版《辞源》“北”字第一义项注曰:“败,败逃。《左传·桓九年》:‘以战而北’《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败走为北也。’”这里显然是把“败北”之“北”当作“背”的通假字了。准此,“败北”就应该如“败背”;但事实并非如此。既然“败北”之“北”不能照“背”读音,自然也就不宜作“背”释义了。     

关于《文选》与《集》同文异题问题——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以《集》与《文选》所题异,断《赠丁仪》与《又赠丁仪王粲》之“仪”、《为顾彦先赠妇》之“俱云‘赠妇”’与《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之“云‘赠妇”’为“误也”等等,均非圆照。其失乃因一切以《集》为准,而没有注意到这些《集》多非作者手编。即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看,《文选》所题未必不及“《集》云”。今人或以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一证,其失或仅以《文选》观《文选》;或以今绳古。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其成书仓促。     

《张文襄公全集》奏折部分的几个问题——兼与《张之洞全集》的编者商榷

文章将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奏折(文中简称“甲”)与《光绪朝硃原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所载张之洞奏折及邸报、《申报》上所刊张之洞奏折(文中简称“乙”)进行对照,发现有甲有乙有,内容完全不同;甲有乙有,内容部分不同;乙有甲无,遗漏甚多三种情况。并对以《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的《张之洞全集》中出现的诸多漏失进行了指摘。     

试论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兼与张云飞教授、方世南教授商榷

生态文明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新文明形态,这一判断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判断文明形态更替的根本标准,其中生产力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态文明的社会形式.     

试论邓小平的人权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试论邓小平的人权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孙礼明小平同志在人权思想方面，如同其他思想理论领域一样，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性的新见解、新观点，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研究。一、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要始终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小平同志多次谈...     

《〈红楼梦〉中的悬案》析疑──兼与胡邦炜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红楼梦》几个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红楼梦》是隐射清朝统治腐朽不堪的政治讽刺小说,《红楼梦》创造了现实、神话、理想三个世界,《红楼梦》的作者可能是脂砚斋。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

一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爭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来的文学史,如何再细分为若干阶段的问題。把近代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来編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我自己所看到的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中国文学史,除有关近代文学史的专著(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現代中国文学史》)外,其余大多是把近代文学三言两語的带过。党一向十分重視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周揚同志依据毛主席关于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工作的指示,     

试论邓小平的对立统一哲学观──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试论邓小平的对立统一哲学观──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翟荫塘邓小平同志不大块地讲哲学概念，更不用抽象的哲学公式、定义给现实生活划界、标码。但从《邓小平文选》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尤其是其对立统一的哲学观渗透在对每个重大举措的分析中...     

《谪龙说》与《河间传》后探──兼与卡孝萱先生商榷

《滴龙说》与《河间传》,是《柳宗元集》中的两篇寓言。对于这两篇文章,历来探讨者不少,观点也都比较一致。近年,卞孝黄先生又作《＜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见《文学研究》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又见《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一文,总结前人的观点,并对其加以阐释发扬。读完文章,有些不同的想法,现在提出来与卞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学术界的同好。因本文的探讨永列于诸位先进之后,所以题曰《后探》。《谪龙说》关于《滴龙说》,卞先生综合以前韩酸、何津、陈景云、林经、章世例等…     

试论时代划分的技术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兼与高放教授商榷

当今社会处于什么时代?是近几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之一、这种争论大多与时代划分的标准有关。在此期间高放教授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4期上的“怎样认识人类面临的新时代”一文,读后给人以不少启迪。但有一点笔者不敢苟同,试提出来讨论。     

再谈《橘颂》的创作时间──兼与赵逵夫先生商榷

赵逵夫先生认为,《橘颂》是屈原二十岁行冠礼时仿士冠辞而作。其所列论据无一确凿。《橘 颂》中透露出作者已遭受到“背楚亲齐”的谗毁。诗人借歌颂桔树扎根南土的“不迁”之志,抒发自己对祖 国无比的忠诚眷恋之情,以辨其诬。其创作时间应在楚怀王十八年,即公元前３１１年。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中国训诂学》的学科体系问题--兼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各家通论性训诂学著作 ,学科体系往往比较粗疏 ,行文重点也略有差异。最近 ,有人对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一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质疑。实际上 ,冯书的学科体系有其合理的因素并有鲜明的特色 ,不必妄加指责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学习《邓小平文选》南俊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是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思想。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一些地区、一些单位的领导未能正确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战略决策...     

评金圣叹批改《水浒》的问题——兼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早在四十多年以前,鲁迅就对金圣叹作过较为精当的评述(见《鲁迅全集》4卷《谈金圣叹》、《“论语一年”》)。解放后,学术界的同志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对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问题,展开过讨论。在持褒扬观点的一派中,张国光同志在1964年4月号《新建设》上发表的《金圣叹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