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路径探析

我国公民可以依据《立法法》启动违宪审查,但这种宪法监督手段因缺少操作程序等原因被虚置,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问题,但其发挥的作用有限。要实现宪政的目标,需要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鉴于公民在启动违宪审查程序方面的及时性和积极性,赋予公民启动违宪审查的权利,应设立切实可行的违宪审查程序,并以此为突破口,使宪法监督制度真正发挥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诉讼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范围,在立法上对公民的权利做最大范围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在法律中得到落实,应该允许法院直接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让行政诉讼成为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有效路径之一。     

我国执行异议制度的现状及法律完善

执行异议是在执行程序进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要求排除人民法院对特定标的的强制执行。设立执行异议制度的目的在于为案外人提供救济和保护,纠正人民法院可能出现的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目前,执行异议制度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造成实际操作中无法可依。执行异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与立法目的矛盾日益凸现,因此执行异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成为规范执行行为、改革执行机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之一。如何明确执行异议制度的主体和范围;解决执行异议在程序和实体上的救助问题;建立执行抗告裁机关和完善财产担保制度,已成为我国执行异议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政府采购司法审查制度存在问题及完善

我国政府采购司法审查制度存在受案范围狭窄、起诉主体资格限制过严、判决类型单一以及回避制度缺失等问题。为此,需要准确认识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制,并根据实际,以《政府采购协议》为指导,借鉴国外政府采购的成功经验,完善政府采购方面的立法,以政府采购合同为核心,确立针对政府采购司法审查的原则与规则,强化司法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监督。     

试论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及其规范

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进行有效控制,是关系到司法监督与仲裁自治保持平衡的重要问题。通过对现行有关法律规范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人民法院可以对仲裁裁决进行程序性审查、有限实体性审查和公益审查。作为分析样本的重庆地区355个相关案例,反映出实践中司法权对仲裁裁决的审查存在着实体审查不当、当事人面临举证和权利救济困境、司法审查事由立法科学性不足等弊端。为进一步释放仲裁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改革中的活力,提升仲裁公信力,我国司法审查权应当对仲裁裁决保持谦抑,摒弃现行实体审查之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仲裁裁决有限司法审查规范体系。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评述专利权用尽原则适用范围的发展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与私权公权化发展相适应,专利权用尽原则呈现出扩大化的适用趋势.虽然在专利权用尽原则的国内适用范围上,多数国家和地区达成了共识,包括地域性原则处于权利用尽的次要地位,"权利穷竭"属于"权利限制"等,然而,在专利权用尽的国际适用层面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合理的区域限制倾向.研究发现.它不但违反了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而且阻碍了国际核心专利技术贸易的自由流转,侵害了以我国为代表的自主创新技术尚需扶持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利益.我们需要充分利用WTO一TRIPs协议的弹性条款,完善我国新专利法权利用尽原则适用范围扩大化的立法解释和司法实施,以切实保障我国技术专利化的战略需求.     

著作权之精神权利保护制度的经济分析——兼论网络环境下对精神权利的保护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著作权的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又成为著作权法领域的焦点之一。精神权利是否需要保护?透过分析答案是肯定的,并得出保护精神权利不仅需要追求作者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还需要保持公众利益之中的不同类型利益的平衡。在不同类型利益的不断冲突与保持其平衡的矛盾中,需要对精神权利的保护选择最优的制度安排。我们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效用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与选择理论,结合相应的数学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精神权利保护应遵循制度净利益最大化原则,并给出制度净利益最大化原则实现的条件。     

非国家行为体与社会权——兼议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国家保护义务要求国家对私人间的侵权承担责任,非国家行为体是履行社会权保护的责任主体,保护义务亦要求国家采取相应措施规范其责任.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惟社会基本权区别于自由权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国家保护义务权利救济品格的不确定性,及我国尚付阙如的司法审查制度,非国家行为体社会权保护在我国主要依赖社会法的制定与行政机关颁行的措施.     

论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基础与原则

时驰名商标给予特殊保护几乎为各国商标立法的通例,而认定驰名商标是特殊保护的前提.目前,我国实行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双轨制,且实行司法认定的时间比行政认定的时间短,相关规定尚不完善,司法认定的效力备受关注,人们对司法认定也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就有必要深入阐明司法认定的基础与原则,更好地指导驰名商标司法认定的实践与立法.司法认定驰名商标具有法理基础和实践基础,并应坚持因需认定与个案有效的原则,树立和稳固司法认定的权威性,平衡好认定的驰名商标所有者与其他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利益.     

对中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从人权视角审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维护权利主体的人格权和其他合法精神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法治之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宪政基础，也是人权司法保障所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但是，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理论及立法上的欠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精神损害适用范围狭窄，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不同，造成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空白尚未填补等，还需要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进一步研究。以顺应充分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哲学思考

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赋予"私权利"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权利人的私权利与社会公众利益之平衡是知识产权制度中贯彻始终的原则,利益平衡乃是知识产权制度合理性的基石.知识产权滥用,包括权利滥用、制度滥用和诉讼滥用,在本质上是以追逐利益为目的,以保护或合理利用知识产权的名义进行的,背离知识产权制度宗旨的行为.知识产权滥用不论形式如何,都是受"利益"驱动.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应坚持以社会正义为基础,抓住利益机制.在中国当下,应充分利用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并可探索单独立法.立法宜粗不宜细,宜急不宜缓,应学习、借鉴域外的现有做法,及时查漏补缺.总之,应坚持"实用主义"立场,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出发,切实打击知识产权滥用,以实现对内促进社会、经济与科技持续协调发展,对外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起源和发展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是民主国家监督行政权力合法行使、保障公民法律权利的基本制度.当代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两大模式以两大法系为分野,它们的发源地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对这两种司法审查模式发展的探讨,不能离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其他两个主要代表性国家--美国和德国.在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确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承继了封建时期的司法传统和观念,加之出于现实的考量,法院依据主权豁免原则不受理公民提起的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因此,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逐渐突破和缩小主权豁免原则适用范围的过程.     

论我国上市公司强制要约收购制度之完善

公司收购是公司控制权行使的重要外部约束机制,为了防止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小股东受压榨,英国的立法例采取了强制要约制度,美国通过信息披露和司法审查制度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是否采用强制要约制度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比较集中,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司法保护程度也尚未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目前仍有存在的必要。针对我国强制要约制度在实践中应用效果不佳的问题,应通过细化分段要约收购的规定、删除不必要的主观条件限制、延长要约收购定价时点至正式公告日等方式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使其真正发挥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作用。     

试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

本文认为,加强刑事司法协助的理论研究及相应的国内法的健全、完善工作是世界性的趋势,也是我国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参考、借鉴外国关于这方面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有益成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利益,将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的体例和内容构思、设计为三大类:(一)调查收集证据、代送司法文书的司法协助,包括这一形式的范围、执行方式及程序等问题;(二)引渡制度,包括引渡之罪的范围、“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本国公民和可处死刑罪犯的引渡问题等;(三)对外国法院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执行的范围、必备条件、方式和程序等问题。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发展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是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性措施之一,即东道国授权相关机构以投资是否危害国家安全为标准做出是否批准交易的制度。由于国家安全没有详尽而明确的定义,为维护本国利益,各国或频繁修订已制订的安全审查制度,或修改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导致国家间外资国家安全的审查存在巨大结构差异。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缺乏宪法条款支持和专门立法。因此,我国应早日增加"国家安全"的宪法条款,出台《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最大限度保护国家利益。     

权利冲突的产生和化解的法理思考

本文从人和社会及法律本身的缺陷入手分析权利冲突产生的必然性,并认为要通过权利主体的合作和交换原则并通过立法,特别是司法环节的价值衡量和利益衡量原则去最终化解纠纷.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

备案审查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客观上要求明确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实务界以“双轨制”的方式在发展完善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应当予以关注和理论化.科学地构建我国的审查决定效力制度,需要妥善处理审查方式与审查决定法律效力的关系、审查主体的资格与审查决定法律效力的关系、维护法的安定性与保护个人权利的关系.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通过协商实现的审查,仅具有柔性的约束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强制实现的审查,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审查决定的法律效力应当以不具有溯及力为原则,具有溯及力为例外.     

欧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司法审查制度及其镜鉴

美国存在《清洁空气法》等制定法,但其空气污染诉讼主要以判例法的形式展开,法院在审查空气污染案件时采用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欧盟应对气候司法审查的关键在于对各成员国有关强制减排制度的司法审查,欧盟法院在法律适用上也是以判例法为主,重视均衡原则的适用。“双碳”战略下,无论是依据环境政策对企业限期整改、关停并转、优化提升,抑或依据法律对私主体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均极大地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加强环境司法审查对以法治方式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大的保障作用。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制度,对行政决策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审查,从功能实现的角度起到了与欧美司法审查近似的功能。欧美应对气候变化司法审查均以判例法的形式展开,这也意味着我国指导性案例还有更大的挖掘空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司法审查的实施重点在于：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善制定法的具体规定、阐发相应的法律原则、综合运用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和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功能。     

著作权刑事保护理念之辨析

著作权是公共性很强的私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在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对著作权进行刑事保护,无论是从刑法发展还是实有权利角度来看,都具有正当性。在著作权的刑事保护中,对私权和公共利益的保护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价值选择上要注重权利优先,这种价值选择会引导立法和司法更关注对被害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战略的选择可以在犯罪圈的规定上,尽可能扩大刑事保护的范围;在惩罚力度上,走轻刑化和非刑罚化道路。同时,强调民事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和刑事法律制度对著作权保护的协调一致性。     

信托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以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为视角

从信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信托源于英国历史上的用益方式。为保护受益人的权益,法官在衡平法上承认了受益人的权利,使信托法律关系形成对同一财产的双重所有权。但从学理上看,这种双重所有权与传统民法系的完全物权存在冲突,这也使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形成了独特的信托制度。信托受益人有获得信托财产利益的权利,而中国法律规定受益人的权利具有债权性质,与英美法上的"衡平法的所有权"不同,债权性质的受益请求权不能完全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应当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以物权性质。为保持现有立法统一并符合民事权利理论的一般原理,还应当通过完善信托登记制度来实现受益人请求权的排他性以保障受益人的权益,且这也符合信托制度的原本含义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