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之比较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两部长篇小说,都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他们取得的成就是不朽的。两部作品同样是描写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写法并不完全一样。丁玲的作品重在表现土地改革对农民带来的思想意识上的震撼与变化,剖析深刻而意蕴深厚;周立波的作品重在描写土地改革的伟大业绩,叙事简洁而气势恢弘。两部作品双峰并峙,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土地改革运动的不朽史诗。     

两种创作个性 两样表现手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人物描写之比较

众所周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反映的是同一题材——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但是它们主题思想不同、情节结构不同、人物形象不同,甚至表现手法也各有所侧重。丁玲和周立波二位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两篇作品里显示得十分鲜明。现在不是正在提倡题材、形式、手法、风格的多样化吗?对比研究一下两部作品人物塑造艺术,特别是表现手法方面的独特性,想来一定是很有意义的吧。     

人权意识的蓬勃张扬──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应该是一种社会良知，一种社会职责。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只有顾应着时代和人民的精神需求，才能把自己的审美理想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坚实上纪中；只有对社会人生作美学的、历史的体验和重构，才能为时代建构多维的、富有张力和弹性的艺术境界。丁玲、周立波是解放区文坛最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代表，他们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就是植根于华北、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现实上纪中，深刻地揭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生存权益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人权意识的蓬勃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民族特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民族特色刘传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是丁玲创作的里程碑、代表作，是她解放区十年生活的艺术结晶。小说自１９４８年９月出版，立即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史诗性的作品”，获得１９５１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先后被译成...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论的兴衰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20世纪50—70年代,陈涌与冯雪峰等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分析小说中两个重要人物顾涌与黑妮,发掘出小说文本的异质因素,并将这些异质因素的产生归因于丁玲思想改造的不彻底。进入新时期,赵园、严家炎等学者沿着陈涌与冯雪峰的评论继续挖掘小说中的异质因素。但是,对异质因素的评价却发生了翻转,论者大多认为异质因素的产生是丁玲坚持作家主体的表现。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

曾有学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失去创作个性的产物。本文从不久前公开发表的丁玲一篇佚文入手,联系该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过程中的曲折经历,对其体现的作者创作个性作了较为具体扼要的分析,证明它仍具有丁玲作品一贯的大气和锋芒;并通过相关材料的独家披露,澄清了《桑干河上》何以能获得斯大林文艺奖这一文学史上经常引起猜测和遭致误解的谜团。     

贵在真实——浅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现实主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上》)主要以华北地区某农村土地改革和反霸斗争为题材,真实地描绘了一九四六年党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以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部作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作家按生活本来而目描写生活这一点,特别值得推崇和学习。我们以前看到不少作品,在事件和人物描写上不按生活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而是有意地拔高或恣意歪曲,出现了不少公式化、模式化的人物形象。这种现象     

欲说还休之间——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潜在意蕴

一直被视为纯粹政治化小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深层还包含着潜在的意蕴。具体有如下几点：通过对土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来暗示阶级斗争的残酷;政治语境内继续的批判现实主题;革命风暴中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小说潜在意蕴的存在正是作者在不能自由书写的因境中执著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具体体现。     

暴风雨所诞生的现实主义画卷——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同志一九四八年写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它热情讴歌我们党领导下的土改运动,成功地展现了一幅规模比较宏大、性质比较复杂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画面,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翻身农民斗争风云的绚丽画卷。它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至今仍然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     

互文视野下的《咆哮了的土地》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以农村土地革命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现象,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和主题建构等方面呈现出一致性。本文从互文的角度考察两部作品,意在说明文学传统之于作家创作的影响和意义。     

思想中来的人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钱文贵形象分析

不少人认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地主形象钱文贵塑造得非常成功。然而,通过对钱文贵与程仁、黑妮、刘满等人的关系及他的反动言行的分析,发现这个人物是充满矛盾、模糊架空的:他有恶霸之名,却无恶霸之实,只要抽去作者加在他头上的那些评论性的叙述,他的恶霸形象便架了空,作者想表现的和她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并不一致。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个人物是作者思想中来的,二是作者的生活积累不够。     

两部《灰阑记》之比较

本文从元代李行道的《灰阑记》对德国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影响的角度研究了两剧在思想内涵、人物性格及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相同点、相异点。文章认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对社会、对人生有着不同的理解，布氏受李氏的影响也不能低估．我们应从两剧的比较研究中充分认识中国古典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地位，并从中汲取创作经验，繁荣社会主义的戏剧创作。     

两部《新镜花缘》之优劣比较

两部《新镜花缘》之优劣比较李奇林中外小说名著大抵皆有续书，其中不少系平庸无奇、狗尾续貂之作，亦有锦上添花或别具一格者。李汝珍的《镜花缘》续书有两部，书名相同，都叫《新镜花缘》。一部是萧然郁生所著（简称萧著），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１９０６年１０月）月月...     

两部《玛利亚·斯图亚特》——同名作品的初步比较

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1542—1587)的传奇式的悲剧命运曾促使席勒写出悲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以后又激发茨威格的灵感,写出历史人物传记《玛利亚·斯图亚特》。茨威格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女王的一生进行分析,而席勒则充分运用诗人的自由,塑造出一个崭新的悔过迁善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和两位女王的斗争,揭露英国女王的残暴伪善。两部作品题材不同,写作方法迥异,但抗暴的目的相似,警示之心相通。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现实主义成就——兼评支克坚同志《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在《讲话》以后出现的一部赢得了世界声誉的长篇小说,它与《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暴风骤雨》《白毛女》等解放区的优秀作品一样,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在《讲话》所阐明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人民的文艺时代。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历史评价,实际上也是一个对于《讲话》以后解放区文艺的评价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现实主义成就的评述,回答近年来有些同志对于评价解放区文艺提出的一些问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的是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农村的土地改革,属于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集中表现的是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封建土地削剥     

论《蛙》与《百年孤独》叙事意识之互文性——两部作品女性人物比较研究

莫言的《蛙》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无论在叙事情节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除了都是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以创造生命为女性宿命的原型意识,对女性以回归自然生命为途径的救赎之道的表述,对侧身于现代性历史之流的个体生命的孤独感的探索,通过两部作品中的核心女主人公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对两部作品的叙事意识互文性进行探究。     

同一时代的两部不朽之作--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与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比较研究

海明威与菲兹杰拉德是"迷惘一代"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代表作《太阳照样升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对其后的美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部小说的异中趋同、同中存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