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量力受用"的现代诠释

郭象"量力受任"的问题,至今仍未受到学者应有的重视."量力受任"之"力"是个体"自然之质"外化的具象.其现实运行的内在心理基础为性分自足,外在运行机制则是"当其能"和"司其任"."当"和"司"的判断主体虽是统治者,但在动态的层面上,"当"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关键在本个体之"能";"司"是对个体提出的要求,根本在与"任"保持一致.它是角色意识的表现.在当今国际化人材资源开发的进程中,尽快确立以"能"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社会价值系统,践行自我价值的定位,营造以自己能力为接受社会委任与否终极法则的文化生态.同时,尽快构建"量力受教"的社会教育氛围,把"第一"(应试)教育模式转到"唯一"(素质)教育模式的轨道上来.     

在怀疑和虚无中断裂--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伦理

20世纪90年代是个多元化、个体化的时代,"新生代"小说作为文坛的热点,它与过去的文学传统决然"断裂",构成了一种叙事伦理个体自由伦理现.文章选取"叙事伦理"这一独特视角,从个体自由的身体叙事、面向虚无的狂欢等层面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的深层伦理内涵.新生代小说总的倾向是滑向虚无而难以回返.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新生代小说"写作本应有的深度与魅力.     

"个体"、"共同体"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阐释

综观西方哲学,试图整合"个体"存在与"共同体"价值的努力一直贯穿始终.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到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这一课题也与"一"和"多"的问题紧密相关,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一'和‘多'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形而上学试图把万物都追溯到‘一'.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就明确表现为普遍统一的学说;理论针对的是作为万物的源泉和始基的‘一'."[1]"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革命正是试图转换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谈论方式,从真实的"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进而最终实现人类解放.     

他人食饱,公无馁乎?——在"万物一体"与"圣贤有分"之间

王阳明首先以"知"说"万物一体",认其当从"感应之几"上看.感应之几有二用:一方面一气流通,正是万物一体给出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另一方面,圣贤有分,人对万物的普遍的恻隐顾惜之情成为万物一体的开始.他也看到,二用又必归一几:"才能之异者"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与"才质之下者"各随其分的尽职精神,二者的搏斗、协调,只能指向人性的陶冶和养成.作为一种理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实质上是一种事关修道的审美直感论,它坚持了儒家知行合一的品格,"行"之而成,与"政治哲学"有很大的距离.     

"道法自然"新解

老子思想集中体现在"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中,其实质是"自然主义",是"无为"政治"."自然"的原理是先在的,其功用通过相对性具体性表现出来,既独立于经验又具有经验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法自然"指向万物"法自然",皆以"自然"为本,因此,"人法自然"内在于"道法自然"这一命题之中."无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对立面是"人为".老子反对"人为",符合"自然无为"的逻辑,亦是"道法自然"在人类社会的落实.不是人为的强制、干预和设计,而是以"自然"为法的"无为",才是从哲学本体高度上决定人类行动的唯一选择.     

儒学"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精神

儒学生态伦理思想的"民胞物与"精神把天、地、人、自然万物联结成一个"家族"命运共同体,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和谐的生态伦理关系.其中,"乾称父,坤称母",人之"性"在天地万物中具有能动的引领作用,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团结同胞,爱护万物.张载从天地万物一体的角度阐发"民胞物与"的仁爱思想,"仁"的基本语境从人性的"恻隐之心"拓展至"性"与"天道"和合,"性即天道也","大其心"容载万物,视百姓为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为我的朋友伙伴."民胞物与"为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平等、友善、和谐的交往关系、营建地球美好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智慧.     

论"人作为目的"的教育理想

"人作为目的"原本应该是一种教育现实,但是真正的现实却往往是"人被遗忘",于是它才有必要成为我们今天对未来教育的一种合理想象和希望--一种教育理想.针对人被异化为金钱和分数奴仆以及"我-它"关系遮蔽"我-你"关系的现状,教育应当做到"把人当人看",珍视每个人的尊严,最大限度地适合每个儿童;应当"使人成为人",引领人超越自身,"相遇"在"我-你"关系中.     

"尊贤"与"使民",《论语》的人才观

人才是管理之宝,有好的人才是治理好一个国家或管理好一个组织重要的要素.孔子亦高度的重视人才的重要性,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学在官府"的时代.因此,孔子才创办了"私学",使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为社会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     

"网络社会":内涵及其特征探析

以计算机通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高速电子信息网络正在全球迅速发展.人类编织出的网络,真正成了一张无时不在的网把人紧紧地粘在上面."网络并不是简单地把电脑联在了一起,而是把人联在一起了",它预示着"网络社会"的来临.本文在网络生成的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力图揭示"网络社会"这一新生概念的内涵及其特征.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界面依赖:"云交往"时代的交往实践批判

"云交往"作为虚拟世界替代现实世界中的交往行动,其本质是界面依赖.资本驱动下数字化迁徙促成社会转型,形成"被编程"的社会性,这构成了新的交往秩序.在此背景下,界面具身性其实是技术可供性的产物.本文指出,界面是一种"拟客体",它的"中立"是一种假象,"云交往"本质上是一种被控制的"连接".界面依赖是数字时代交往行为的基础,数字技术已将用户主体塑造成一种"外主体",个体不由自主地按程序行事,这导致生活世界的异化.界面空间需要一场革命以重建公共领域,重建交往理性的技术系统以保障云交往走向健康之路.     

论惠栋的循"理"观

惠栋认为,所谓理是人生活世界中本有的"伦理".它本于天道,是万物具有的分理,是具体的个体的理,它与后世所讲的理性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人完整的情性,也是礼的根本所在.     

"充内形外之谓美"——论孔子的"美"观

孔子的美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孔子与点"包括"绘事后素"的说法中.其中透显的主要观点类似于张载所说的"充内形外之谓美".这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重理解.狭义地说,其"美"指向一种"圣贤气象",即指为道德所"充内"而时时自觉并发用的"圣贤"在"容貌辞气"间透显出的精神光芒.广义地说.其"美"则指向一种"天理流行,随处充满"的境界,这一境界类似于孟子"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圣"、"神"境界;孔子的领悟是,当万物真正达到这一"各正性命"的禹度时,其"形外"的光芒即表现为万物之美.这两个方面遂构成了孔子关于美的"本体论".     

道德个体与契约个体——中西思想比较视阈中的"儒家与自由主义"

中西思想如何看待"个体",是当前讨论"儒家与自由主义"话题的一个有内涵的切入点;儒家思想中的个体是关系式"道德个体",而西方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体则可概之为原子式"契约个体".儒家道德关系所建构的个体,其功能的发挥,必须置于关系构架的互动中才有可能.源于古希腊的原子主义传统的个体,则如单个的原子那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单位,能够发挥其独立自主的功能.儒家关系式道德个体立基于性善理念的正面价值,其所对应的个体进路及方法为"修身",其目标取向则为整体和谐.西方原子式契约个体则立基干人性的负面价值,其所对应的路径为"契约"方式,其目标取向则为个体的独立自由、正义平等.马克思自由观既立基于个体发展这一出发点,又将价值取向置于集体主义的、整体境界的终极目标;这和中国儒家的理念及思路有相合之处.这当然是一种富有启示的理想境界.     

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观"的现代意义——兼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

人类中心主义是由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这种主客二分的结果把人的主体性凌驾于万物之上,客体成了主体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桥梁.同样的,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主客二分",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它过分强调了客体的优先性和规律性,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类本质特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人的现实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为分析起点,阐明了"人化自然"的思想,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扬弃和超越.     

从《庄子》之"野"看儒道互补

<庄子>之"野"与形上道体相联结,它或隐喻万物的自由之性,或隐喻道乡、道域的自由之境,而归根结底落脚于"自由".先秦儒家或"以礼论野",或"以仁义论野",其"野"归根结底落脚于"规范".庄子之"野"与先秦儒家之"野"的差异实际上揭示了儒、道哲学的整体差异.因此,庄子之"野"不仅是理解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在客观上成为透视儒、道哲学分途、互补的一个重要视角.就后者而言,它所揭示的自由与规范之间的矛盾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郭象因循思想初探

郭象的"因循"思想,迄今仍为人所遗忘.因循以万物为对象,以自然无为为内质,以个体的性分自足为理论依据,其现实演绎是政治生活里的"任其所能"和社会教化中的"曲成而不遗".因循并非单纯的被动,而是"因其性而任之"等"因"‘任"的双动结构,动2(任)的运作多少消解了动1(因)的被动性.     

对李泽厚"人的自然化"与"情本体"的质疑

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这两个重要范畴是对其早期的"自然的人化"和"工具本体"的超越和发展.它理论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紧张趋向和谐,使个体身心在有情的世界里获得意义.然而,实际上,这两个范畴并没有解决其原有美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反倒产生了新的矛盾.个体、感性依然屈从于群体、理性,"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亦成了空谈.     

成鹫"通海"辨

基于对某些史实的误解,近人邓之诚曾把清初岭南高僧成鹫视为有"通海"嫌疑的政治人物.此说已成定谳.却为臆测.邓先生所引为证据的<鬻剑诗>系成鹫之戏作,不能说明问题; <致亡友陶握山书>所谓"出家"即是落发为僧,而非"谋恢复再造"之隐语;成鹫曾波海琼州及客居澳门亦与"通海"无涉,因为其时已无"通海"之可能.成鹫因对现实局面极端失望而"逃禅",出家后一意割断与世俗的干系,不可能再介入现实政治.在宗派上成鹫属于以木陈道态为宗师的临济宗天童系,而道态是清初"新朝派"的代表人物.天童系的这一政治背景,也决定了成鹫不可能参与秘密反清运动.成鹫的<成陟堂集>没有"怨尤之思,悲愤之气",便是证明.当然,在内心深处,成鹫对清朝统治者是持排斥态度的,对明朝是怀有留恋之情的,在本质上是一位袈裟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