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吴芳吉是20世纪前期的著名诗人,其诗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诗歌创作概况、丰富的内容、鲜明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点等几个方面予以简析,展示其诗歌的突出成绩和创造性,阐释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特殊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从“新诗主体论”到“新诗二次革命论”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新诗主体论,目前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什么‘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邱雪松认为,对毛泽东所说的新诗要有清晰的理解,要明白诗歌发展至今的困境由来以及可取的应对态度。罗文军认为,新诗主体论表达了对新诗未来发展的思考和预期,今天吕进先生的三大重建与此形成了良好的契合,正是时代所需。肖显惠认为,从吕进先生三大重建中的传播方式重建角度来思考新诗的主体地位,可以对新诗主体论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论臧克家的新诗形式美学观

著名诗人臧克家是我国20世纪重要的新诗理论批评家之一.他的新诗形式美学观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滥觞期,50至70年代中期的发展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成熟期,先后提出了"不赞成要一定的形式"、"诗要三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要三顺"等新诗形式的主张.     

传播与新诗主体地位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新诗主体论",目前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什么"’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邱雪松认为,对毛泽东所说的"新诗"要有清晰的理解,要明白诗歌发展至今的困境由来以及可取的应对态度。罗文军认为,新诗主体论表达了对新诗未来发展的思考和预期,今天吕进先生的"三大重建"与此形成了良好的契合,正是时代所需。肖显惠认为,从吕进先生"三大重建"中的传播方式重建角度来思考新诗的主体地位,可以对"新诗主体论"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新诗的传统与新诗作为传统

刘金冬强调了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指出新诗本身就是传统的产物,新诗的发展已构成了自己的传统,即新诗的诗形与诗质就是中国新诗自己的传统.     

新诗集序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

早期新诗对如何在文学历史脉络中获得合理的位置,如何消除代表传统主流文学的“旧诗”所释放的压力,如何使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接受这一新式文体等要求十分迫切,新诗集序作为诗人们言说自我诗学主张和新诗发展理想的重要途径,以自己的特点与方式参与了为新诗正名的话语活动。新诗集序通过探寻中外文学发展脉络、完善新诗源头理论,为新诗寻找历史存在依据;序言不仅以对照旧诗的方式展现新诗现代品格,也不忘从传统文学中汲取有益养分,为转型与成长中的新诗提供新的诗学资源;此外,序言通过平等的姿态、谦逊恳挚的表达以及对新诗价值的陈述,努力从情感上消除读者怀疑并引导他们参与新诗建设之途。新诗集序从历史叙述、价值阐释与传播场域的开拓等不同维度推动了早期新诗的传播发展,成为参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媒介。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新诗四时代论纲(上)

着眼于“诗时代”、“艺术时代”来审视和描述新诗艺术的自身发展,无疑比重在史述社会发展的“三个十年”论更有诗学意义。现代新诗起步于胡适时代,中经郭沫若时代的创制和戴望舒时代的整合,至艾青时代趋于成熟。新诗艺术发展的时代链中,胡适时代是放足与求真的写实时代,郭沫若时代是创制与求美的浪漫时代,戴望舒时代是纯粹诗歌的现代时代,艾青时代是在苦难中成熟的综合时代。四个艺术时代的嬗递演进,成就了现代新诗及其辉煌的历史。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     

吴均体风格及其“古气”发微——兼与万光治先生商榷

在对吴均以及与其同时代的柳恽、阴铿等诗人的诗作以及《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汉魏古诗进行统计后发现，吴均体“古气”形成的重要原囚在于其诗中双声、叠韵以及重音等联绵词的高频使用。他顺应并超越了当时这种普遍存在的写作现象，进而形成了这种独特的诗体。     

被埋没的吴大羽与新派画的历史命运

被誉为“中国色彩派之代表”、“杭州艺专的旗帜”的吴大羽在20世纪的现代绘画中对新派画的坚持与求索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在中国可以说是扩荒者,但长期以来却不为人知。这种现象,被吴冠中先生命名为“吴大羽现象”。吴大羽在艺术道路上跌宕起伏的遭遇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国油画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他的遭遇,部分原因在于自身的性格,更多的是外部客观因素所造成。     

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以吴投文为例

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其诗歌的“学院”特征并不明显,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对体制、学院、精英等身份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他由此出发对生活、生命做出了富于洞察力和诗意的表达。他的诗情感内敛、不动声色,近乎“零度写作”;在表达上则简单、直接、少修饰、不繁复,有“极简主义”的特征;在语言方面则以口语为主,充分地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深得口语诗歌之真谛。     

“自然界演化的全息境界论”质疑——评《自然辩证法新编》中邬焜先生的理论与观点

邬焜先生在《自然辩证法新编》中,从哲学角度将信息分为客观（不实在）信息与主观（不实在）信息,并用所谓的客观信息取代物质第一性的地位,使物质成为没有认知内容的空壳;以信息进化取代物质进化;主张认识物质世界就是将客观信息变为主观信息,就是创造主观信息;世界统一于全息境界。其观点的推渲值得商榷。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新时期中国诗坛的西部坐标——论新边塞诗文学史方位

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的新边塞诗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是观察当代诗歌发展历程重要的西部坐标。本文试图将新边塞诗放回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之中,以其他诗派和文学现象为参照系考察新边塞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文学史角色。     

新诗流变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理论视角与运用

大西南诗人的活动,成为新时期中国大陆新诗流变的先兆,中国新时期诗歌运动最真实的缩影.这个史实显示大西南的区域文化具有某种特别的影响本地区诗人的文化动力.<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有关区域文化性格理论视角的合理选择及其成功运用,对新时期中国新诗流变区域文化动力的成功探索,成为这本专著最让人珍视的学术收获.     

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

沈德潜的诗除了反映现实的诗作值得肯定之外,其诗集中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怀古咏史诗也同样具有特色,值得重视。沈德潜笔下的吴地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描写其他地区山水的诗兼李、杜、韩等人山水诗之长,并富有理趣。其田园诗熔铸陶诗和盛唐诸公田园诗之神,并能自开生面。其怀古咏史诗则使事典切,诗境浑厚,能翻出新意。沈德潜备受诟病的歌功颂德诗、应制诗在其诗集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类诗,也不宜一笔抹杀。研究、评价沈德潜的诗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     

建安诗歌繁兴而蜀吴诗歌凋敝原因探析

三国时期,魏诗一花独放,掀起了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并以"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享誉诗史,而蜀、吴则"吟咏靡闻",一片凋敝。学界对此有所关注,但大多点到即止或附带言及。从文化传承、领导学养、用人标准及教育状况四方面探析并揭示蜀、吴文人诗落后的原因所在。     

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

本文对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呈现为三个阶段：其早年至任吴县县令之前,受当时前后七子复古风习的影响很深,创作上摹拟的痕迹比较重,是为摹拟期;而其在吴中的两年间,则一改旧习,创作以打破格套为特色,是为新变期;离开吴中后,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变,创作上也逐渐向传统审美规范回归,是为回归期。新变期的作品造成了文坛格局的变化,回归期的创作则体现了袁宏道对诗歌认识的日趋深入和创作的日渐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