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问责:立法应当先行

审计问责是“后审计风暴”时期的一种制度期待。现行审计制度无法彻底解决审计问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问责立法将可能很好地清除审计问责的主要障碍。问责立法是可行的；问责法律作为一个体系，涉及到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权力、问责管辖、问责程序和问责信息披露等一系列事项。问责法律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依靠行政规章的完善和道义约束的强化，三者联动，效果更佳。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体系的思考

官员问责体系包含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责任和问责程序等内容。健全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问责体系,主要应从加强异体问责、界定问责客体、规范问责标准、厘定问责责任、强化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坚持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界定责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问责制法律体系;推进行政文化建设,形成问责的政治氛围。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基于4S分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目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中的4S现状分析,即Subject、Scope、System和Standard,进而提出了通过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问责范围,拓宽问责领域;健全法律体系。克制问责制度缺陷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监督政府职能。     

完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实践,行政问责制在提高我国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与不足。就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在正式制度建设、非正式制度完善、明晰问责客体,健全问责主体体系、健全问责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对策。     

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

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提出要从坚持权责相符原则、强化异体问责力度、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等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     

浅议校长问责制的动因及内涵

校长问责制是校长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职权、违反法定职责和义务时,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某种后果的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的制度。委托代理模型是建构校长问责制的理论依据。消除校长权与责不协调、优化校长负责制及深化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是推行校长问责制的动因。     

审计理论的受托经济责任探微

受托经济责任与审计是“血肉”相连的。受托经济责任(accountability)是审计的根本动因;受托经济责任是审计的基本前提,是审计假设体系第一层次的假设;评价受托经济责任是审计的总体目标;受托经济责任关系要求审计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本质特征;受托经济责任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断的从简单到复杂扩展,它推动着审计的基本模式从账表导向审计发展到系统导向审计,并朝风险导向审计方向发展。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英国教育问责制度的历史、实践及评价

20世纪70年代,鉴于问责制在公共管理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英国政府开始逐步将其应用到教育领域,希望能够提升教育绩效。英国教育问责的发展经历了兴起、发展和改进三个阶段,经历了一条由注重教育资源利用到提升教育绩效再到关注教育公平的发展轨迹。英国教育问责范围广泛,对学校、学生和教师的评估是问责的重点,其问责注重群体性、自主性和公开性。通过问责实践活动的开展,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升。问责已经成为英国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体制。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建设已初见成效,但尚存在问责文化滞后、问责法律缺失等问题。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根基,以“政府失灵”问题为研究重点,分析政府行为低效率的原因,并提出避免政府失灵的对策。在我国同样存在政府失灵、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所以公共选择理论所涉及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香港中小学师德问责制:内容、特点及启示

香港中小学师德问责制采用的是以学校问责为主、校外问责为辅的问责模式,建立了完善的中小学教师职业培养制度和师德评价制度,形成了问责主体多元化、问责对象专业自主化、问责过程程序化和群体参与的中小学师德问责制度体系。在借鉴香港中小学师德问责制的经验的基础上,内地应该加强非师范生职前培养、加强问责手段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重视学校问责的作用和提高教育主管部门的问责服务水平等四个方面寻求师德问责体系完善的途径。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主贝任政府”建设及其实现途径探讨

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背景下,随着现代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责任政府"已成为社会共识与民众的强烈愿望。转变政府的施政理念,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设新型的政府问责文化,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是建设"责任政府"的路径选择。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