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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实了清国史馆第一次开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二次则在乾隆三十年(1765),纠正了清人昭梿《啸亭续录》所记乾隆二十五午(1760)“特命开国史馆”的错讹。作者又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与《清史列传》相同的六百多个传,进行互相校勘,认为《清史列传》实际上直接抄自《大臣列传稿本》的并不太多,而间接从《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两书过录的却不在少数,这就订正了过去中外学者关于《清史列传》全部直接抄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的不正确看法。对于近一千二百个来源尚不清的传,作者认为有可能全部或一部分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档案中。文章恰当地评价了《清史列传》的史料价值。《清史列传》经过这次校勘,将会接近于清国史馆历次所纂的《大臣列传》的原稿本,成为比较完善的版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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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遗民”与“贰臣”交游的情形十分复杂,交游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明末已有交游,“明遗民”难忘故旧,不忍割席;二是“明遗民”生计维艰,处境险恶,遂投奔“贰臣”,寻求资助与庇护;三是“明遗民”伺机而动,向“贰臣”降将请兵抗清,以图恢复故明。“明遗民”与“贰臣”虽有交游,然并未忘却彼此政治立场与道德操守的底线,常常面临“交”与“绝”的两难选择。不能把“明遗民”与“贰臣”的交游作为对其人格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整体否定“明遗民”的人格气节,应抱着“了解之同情”,体恤“明遗民”生存的艰难、依附的无奈与隐忍的苦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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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截人是清初贰臣处境与心态的典型写照。他们在明朝的前半截人生,大多具有较为完美的自我人格,持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改节仕清,对他们固有的道德观念是较大的挑战,他们因此而以改节为分界,形成了完美前半截与失节后半截的双重自我。部分贰臣试图抛弃原有的自我而开始新朝的人生,也有少部分一度失节的贰臣执著于挽留过去的自我。所以,入清以后,他们普遍在双重自我之间挣扎而无所依归,面对着自我评价大幅度降低,人格前后割裂的痛苦处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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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臣是一种人格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儒家忠君思想观照下的产物,与传统的华夷之辨相关。在地域上,表现为南人北仕;在民族上,表现为汉族士人出仕少数民族政权。由于时代的不同,仕金宋人作为贰臣,有着独特的心态,其人格特征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对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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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管锥篇》说,司马迁作《史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著作,如果在当时是广为流传的,就不予著录,并且著明“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云云,以表明“世所周知,皆以省略。”例如《管晏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诸篇,对于他们几位政治家、军事家的著作,都是如此。甚至“如老、庄、孟、荀之书亦然”。“但对于韩非的《说难》一文,既已明云“学者多有”,则又“何须全录”。《史记》对于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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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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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说: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 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 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照刘知几的讲法,《司马相如集》中有一篇《自叙传》;司马迁《史记》里的《司马相如列传》是照抄这篇《自叙传》的。这个看法,是值得研究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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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婴是西汉初年著名的学者。《汉书》“韩婴传”及其他一些典籍,都记述他为燕队。乾隆《任邱县志·人物志》把韩婴列为“儒林”第一位,并明确记载:“邑城南有韩太傅祠。”任邱古为郑县,西汉时属幽州之涿郡;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属于燕国。所以说韩婴为任丘人不无道理。 韩婴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方面的空前窒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比较注意了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起初,黄老之术受到重视,得以流行。后来,儒家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以秦的速亡为借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大力宣扬,并屡屡向皇帝上书言治乱之道,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在汉初的博士宫中,有很大一批是儒生,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他曾仕西权的文、景、武三朝。文帝时为博士,在社会上很有名望,在思想上对皇帝有直接影响。汉景帝明,韩婴迁为常山王太傅,故世人又称他为“韩太傅”。汉武帝时,几次召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世之道。韩婴曾和著名大儒家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过一次辩论。史称“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汉书·韩婴传》) 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他对《诗经》进行注释。“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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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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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1735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家淦在清高宗弘历登基之初,就向乾隆皇帝上《三习一弊疏》,获乾隆“嘉纳,宣示”,满朝亦为之动（《清史稿.孙家淦传》）。《三习一弊疏》被后世称为“大清第一名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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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翁同龢的生平事功的官方记载,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民初清史馆的《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两个重要版本,它们各有价值,值得研究。前者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依据吏部提供的事迹册,纂辑成篇。该传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情况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对翁氏的事功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戊戌时期翁氏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正史对翁氏事迹记载的变化值得关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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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将“畏”字译注为“害怕”,未能准确地揭示孔子言论的内涵。实际上,上古“畏”字除表“惧怕”之外,还可表“敬畏”、“敬服”。《广雅·释诂》:“畏,敬也”,《坛韵》:“畏,心服也”。《后汉书·梁统列传》“吏人畏爱之”,同书《孝明八王列传》作“吏人敬爱之”。《汉书·孔光传》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颜师古注为“敬天之威”。“畏”常常与“敬”连文,如《管子·明法解》“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史记·鲁周公世家》“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我们认为,上引《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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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尽忠报国”，出自元人编撰《宋史·岳飞传》．“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明嘉靖平话《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武穆精忠传》，也有作岳飞出钱请工匠在背上涅刺“尽忠报国”四字。按．“精忠”见于《宋史》岳飞本传，“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但见有“精忠报国”，初始于明末李梅草创、冯梦龙改定的杂剧《精忠旗》，“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此或为作者误识．不作为凭；但后来重蹈此误，而影响于它者，当出自清乾隆帝。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皇帝所写与汤阴岳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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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货殖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异军突起似的经济思想和货殖主张,招致了历史上不少正统学者的非议。班固父子读后,贬之曰:“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北宋李觏作诗责司马迁“闻道寡”,而盛赞班固之“驳议何洋洋”(《盱江全集·读史》);金代王若虚更疾之若仇,惊呼“迁之罪不容诛矣！”(《滹南遗老集》卷十二)由此可见,《货殖列传》决非等闲之作,值得深入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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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管晏列传:「大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老子申韩列传曰:「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篇中独颇载说难之辞,余皆不及焉。司马穰苴列傅曰:「世既多司马兵法,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孙子吴起列传:「大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商君列传:「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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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慎荣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2)
《元史·列传》部分共有九十七卷,分为十七类别,除《外夷列传》三卷十一篇所传为各个国家,其余均系个人的本传与附传,计本传八百人,附传四百五十六人。《列传》中意义最大分量最重占有七十卷之多的名臣部分,其编纂方法基本上是按照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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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小云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22(1):110-113
吴梅村是明清交替时期贰臣士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明朝灭亡,在沉重的现实压力下,吴梅村选择了出仕清朝,成为被人谴责的贰臣。仕清后,他内心处于一种清醒的痛苦中,用后半生进行着深深的忏悔,这真切地反映了变革时期士人进行政治抉择前后复杂的内心世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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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之后, 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没有选择为明朝死节或守节, 而是选择了与新兴政权的合作, 成为所谓的 "贰臣". 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选择, 后人多以贪生怕死谓之, 这远不能说明这一群体文人选择的真正原因, 对他们心态的解读也流于肤浅. 究其原因, 清初 "贰臣文人" 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人用世之心的体现. 这种用世之心, 使他们超越了传统文化中 "忠君" 思想及 "夷夏" 观念, 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中, 对清初的社会稳定、 制度重建及文化保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清廷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