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雄浑风

<正>今天,我们可以从唐代的绘画作品中了解当时的审美——丰腴、华贵、典雅。其实,这些形容词放到书法审美批评中同样适用。盛唐时期的书法,就如同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及其他各种文艺门类一样,体现出雄浑肥厚的审美风格。唐代书法,同时代一样,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既统一又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如初     

后现代视角下的唐代女装与当代女装

唐代多元化、世俗化的文化,孕育山中国服装史上独树一帜的女性服饰审美文化。当代服饰审美文化的＂多元化＂、＂世俗化＂特征,在精神上与唐代审美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是传统审美文化资源在当代服饰语境中的有效利用。     

宋代历史文化与文言短篇小说的流变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的辉煌,使紧随其后的宋代文言短篇小说在很多方面显得相形见绌.但历来对宋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批评往往疏于对其进行动态的观照,也忽视了其自成格局、自成风格的一面及其中所包含的创造性成分.实际上,宋代文言短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较之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均有所推进,特别是一些反映新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表现出与生活同步的作品的出现,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符合规律的发展趋向.宋代文言短篇小说在美学气象上较之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落差,主要在于"小说"观念的陈旧,新的审美内容为旧的艺术形式所束缚,归根结底则是因为受到宋代历史文化,包括社会形态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论唐代侍书及其制度化

在唐代书法教育中,唐代帝王及其家族子弟的书法教育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唐代沿袭前代,在宫中亦置侍书以教书法,并且逐渐形成制度.贞现自垂拱之间,侍书虽有其实,但无其名,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后,侍书从侍读中独立出来,专设侍书一职,侍书者的身份由翰林院书待诏专任,侍书者归属翰林院,其职责明确,是专职书法教师,侍书一职的设立充分反映了书法在唐代帝王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也反映了书法在唐代教育中的地位,是唐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和体现,唐代帝王侍书一职的设立,对唐代以后宋、元、明亦有很大影响.     

论唐代诗歌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小说创作有明显的诗歌意识,这与唐代的诗歌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唐诗歌的俗艳观念下歌传相偶,小说创作取材于诗歌,并运用诗歌作为小说表现的重要手段;唐代诗歌兴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观念影响着小说创作的诗化,使唐代小说印上诗歌鼎盛时代的烙印。     

唐代书法私学教育

唐代书法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其中,私学教育非常昌盛.表现为:私学中的童蒙教育、经学和文学教育、妇女教育都普遍注重书法内容.与前代相比,唐代书法私学教育,不仅教材出现了新的变化,并且注重书写的法度教育.所有这些,构成了整个唐代书法繁荣昌盛的重要社会基础.     

唐宋书法专科教育——“书学”考论

承六朝书学教育的发展,隋代于中央官学中设立了"书学",这个信号表明书法专科教育已正式进入了封建教育体系,获得较为稳定的合法身分.唐宋时期的"书学"教育可视为中国古代书学专科教育的完善和成熟.唐宋"书学"屡设屡废,兴废无常,但一般废除的时间都不长,"书学"基本保持了它的连续性.这表明书学已成为当时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屡遭废罢的坎坷命运似乎又表明其地位并不高,受重视的程度也并不够高.宋代书学是唐代书学的自然沿承,同时在一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变了唐代书学,这些改变有其积极意义.最重要的改变是唐代书学是立足于实用书写教育,而宋代的书学增加了其书法艺术教育的功能.     

现代性语境下诞生的“文化书法”

西方的现代性改写了中国的文化身份,重塑了中国的艺术景观。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北京大学书法逆势而行提出了一种新的书法理念＂文化书法＂。可是,时至今日,大多数书法流派仍是跟着西方走,质疑传统、拥抱形式,书法界仍然处于一种文化偏执状态——书法无文化或书法反文化,书法不再审美,书法反审美。在这种全盘西化背景下,本文从＂文化书法＂提出的背景、审美内蕴及本体立场三方面切入这一时代的困惑,探讨在新世纪语境中,书法的未来方向性,强调＂文化书法＂是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是当代书法承续传统精神后的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和未来方向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理学与宋代古文的兴盛

古文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承续着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 ,同时光大了唐代儒学复兴的思想渊源。在宋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新儒学成为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标志 ,因此 ,宋代的古文与理学实际上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无论是文人古文还是理学古文 ,都深含着理学精神 ,并对整个宋代古文的行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两宋科举与文学教育

宋代的教育,可以说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教育,而宋代的科举考试,又是对宋代教育的考察和检验。科举与教育,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社会风气中展开,而文学教育就在＂人文性＂极强的科举制度下普及到宋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论宋代文章总集与“传体文”文体地位的确立

“传体文”主要指文人别集中以传为题的作品,它起源于六朝,盛行于唐,而繁荣于宋。自宋代起,不少文章总集开始将传体文作为独立的文类。其中,《文苑英华》收录了南北朝以来三十四篇传体文,奠定了传体文在文章总集中的地位;《唐文粹》注意到传体文内部的题材分类以及传体文的文体特征;《宋文鉴》选取的北宋传体文更富有经典意义,凸显了北宋传体文的思想文化内涵;《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则通过系统的文类构建,使传体文与行状、碑志等文体的异同更加明晰。传体文在宋代文章总集中成为固定的一类,意味着自唐代以来的传体文发展得到文章家的认可,传体文的文体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

元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元代开始,大都城(今北京)取代了汉唐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宋开封、临安(今杭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有其必然的内在发展规律。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体现了北方学者文化影响的权威性。大都新城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文化思考。而大都与上都的长期并存,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高平檀氏家族与晋宋军政局势

高平檀氏约自两晋之际流迁江东,侨居京口,当属于北府崇尚武力之将门次等士族。尽管入宋后,其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主要依靠勋功封赏,其后人仕进依然受到高门士族的抑制。晋宋之间,檀氏武人代表参与了北府兵崛起的过程,特别在刘裕领导北府集团推翻高门士族桓玄和建宋代晋的过程中,檀氏家族代表先“合门从义”,后随刘裕征战南燕与后秦,军功卓著。刘宋前期,檀道济作为北府将领的代表,受命刘裕成为顾命辅政大臣之一,虽被动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但其主要作为仍然是在对抗北魏的军事征战中。檀和之领军征伐林邑,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宋文帝及其权臣猜忌并无端杀害了檀道济,不仅重创檀氏家族,而且严重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力量。     

北宋教坊的灭亡

教坊是赵宋王朝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教坊覆灭于靖康二年（1127）。随着北宋政权的灭亡,教坊的主体——教坊乐人以各种方式大量损失,其方式大约有三种：一是在宋金战争中获罪,或被处死,或叛归金人;二是宋金战争前后,背井离乡,流落四方;三是被攻陷汴京的金军劫往金国。教坊乐人的流散一方面使宋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挫折;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教坊音乐文化的传播。     

唐朝皇帝的避难所

唐代历史上,先后曾有四位皇帝在危急关头离京避难,其出幸地的选择,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四次避难均发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唐王朝衰亡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日暮穷途的李唐政权。     

宋人对李杜集的搜编及对其人的尊崇——以宋代唐集序跋为研究对象

宋代,李白、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人开始对他们的诗文集进行广泛的搜辑、整理和编缀,表现出了对他们的高度尊崇.宋代唐集序跋,向我们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李、杜集在宋代的搜集补缀及宋人对李、杜的尊崇有着重要的价值.     

论中国古代芦苇资源的自然分布、社会利用和文化反映

芦苇是我国分布最为广泛和丰盛的草本资源,唐以前我国北方的生态状况良好,芦苇资源较为丰富。宋以来北方环境恶化,芦苇分布也相对萎缩和减少。唐以前人们对南方的芦苇资源关注不多,中唐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中心的南移,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芦洲苇区受到重视。我国人民利用芦苇至少有7000多年的历史,芦苇编席绞绳、用作建筑材料的历史最久,新石器遗址即发现芦席、芦泥土块,民间编席、盖屋一直延续至今。芦苇的燃料价值最为重要,先秦时即设官专事积贮,明清时森林资源匮乏,芦柴资源就日见重要。芦苇的食用、药用始见于汉,此后长用不衰。宋元以来,沿江滨海芦洲苇地开始征税,官民之间竞谋其利,构成了经济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突出体现了芦苇资源的历史价值。芦苇广泛的自然分布和普遍的经济应用,也激发人们广泛的兴趣,相应的文学艺术作品极为丰富。芦苇风景以规模浩渺、江湖生境称胜,备受人们的喜爱。人们通过芦苇意象感受时序的变迁,抒发江湖飘泊的情怀,寄托江湖逍遥的志趣,从而赋予了丰富的人文意义。综合自然资源、历史作用和文化意义诸方面的因素而言,芦苇在我国草本植物资源中极其重要,地位仅次于竹,而超越于其他植物之上。     

唐代官风

终唐一代对官吏的诠选、考课、监察、恩惠以及高薪养廉等诸方面的措施与政策,敦促官员廉洁奉公,形成了奉法循理、勤政爱民的官风。唐代统治者在总结前朝载舟经验和覆舟教训后,进一步完善了选官制度,严密了官吏监察、考核制度,选拔出一大批居官鲠正、为政清廉的官员。     

从野蛮到文明——汉唐长安动物戏的发展演变

动物戏是杂技的一种,表演难度很高,具有极强的艺术性、观赏性和娱乐性。汉唐长安的动物戏有其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差异较大。汉代的动物戏种类较多,大致包括马戏、斗兽、驯兽、斗禽、驯禽以及弄蛇等,其中,有关驯兽和驯禽的记载相对较少,而较为原始的斗兽则颇为盛行,虽然比较刺激,但却显得血腥残酷。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唐代长安的动物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血腥残酷的斗兽表演鲜有所闻,而驯兽、驯禽却至为繁荣,成为唐代长安动物戏的主流。     

唐代曲江游赏文化及其当代启示

唐代曲江游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十分浓厚的文化内涵,其形成深受长安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哺育和影响。研究唐代曲江游赏文化对当代都市生活方式、都市城市规划以及都市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