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图书编辑的从业精神

科学理性：图书编辑的从业精神钟永宁图书出版依托于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心态,编辑们只能在此背景下进行操作,但图书的质素和市场又与图书编辑的角色意识息息相关。本文即欲联系科学理性精神和书界时弊,谈谈图书编辑的从业意识。图书编辑工作是根据社会文化传...     

宋代曝书会及其社会价值发微

夏秋曝晒图书,以去蠹防虫蛀霉变,是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保护图书的方法。至宋代。由君臣们去馆阁观书逐渐演变为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的曝书会,成为图书展览会性质的文化盛会。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宋代文化形态的绚丽斑斓、丰富多彩,感受到宋代社会浓厚的文化氛围。     

唐代图书府收书考

唐代国家藏书机构统称为图书府。通过考察唐代图书府访书活动的人事组织,揭示访书不仅是文化活动,其中也有政治分野的体现。图书府收书途径不仅有大型访书,还有单独诏收等,实际藏书复杂丰富,但书目的著录则以定本、符合官方政治要求为标准,并不能与实际收书成果一一对应。     

唐开元大修书与儒家魁首定位──《群书目录》未得褒奖原因探讨

《群书目录》，又称《群书四录》、《群书四部录》，是中国图书目录学中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也是盛唐文化的一大成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在它成书之日，却被统治者淡化了，未获得本应获得的褒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久悬不决的公案。对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当时挟杂着政治的文化背景中找出一些原由，以求教于识家。一、《群书目录》成书背景及遭遇历代稍具文化的统治者，都重视图书典籍的整理。自汉以降，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进入唐代以后，图书典籍整理几乎每朝都有不同规模的进行，至唐玄宗的开元年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     

由“载籍之厄”说起

从来有关于书的书 ,只不过这一时这类书多了起来。在书店见到了大部头的《中国藏书通史》 ,更风靡的 ,则是由域外引进的《阅读史》。两种都应当是有关“人与书”的书。关于书本身的书 ,古来有“书话”一体 ,其实所讲的也往往是“人与书”的故事。近十年来读“明清之际” ,也不免对这类故事偶尔留意。情况似乎是 ,每到古人所谓“易代之际” ,人与书的故事顿时有点惨烈悲壮的样子 ,书的命运也较平世更牵动了读书人的心 ,无论那书是否归他们本人所有。明清之际的士人就好讲这类故事。有一种说法 ,曰古今书籍大厄有十 ,厄于水者八 ,厄于火者二 ,…     

对同类书排列的再思考

大家都知道,同类书的区分,是在图书分类的基础上,依据其它标准对图书进行的再区分。其目的是为了使同类的各种图书和每一种图书具有自己的特殊标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同类书的区分,实际上是图书分类的延续是图书分类的深化。同类书的排列是书码中在分类号码确定以后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到对同类书进行科学有序的排     

从国情出发谈精品意识

精品战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也是出版界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 ,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如何顺利有效地实施精品战略 ,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 ,多出好书 ,多出精品 ,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精品意识 ,这是十分必要的。近些年 ,有不少业内人士对什么是精品意识或精品图书做过不少表述 ,认为 :( 1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高质量、高品位的图书 ;( 2 )经得住历史检验 ,具有生命力的图书 ;( 3 )有丰富思想内涵和文化含量 ,是同类书中的丰碑的图书 ;( 4)具有典型…     

论图书出版传播正能量

出版的本质是传承文明,启蒙大众,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化走向,成为时代的导航者。目前有些图书内容消极颓废,低俗粗鄙,渲染血腥暴力、色情淫秽,背离了出版的本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传播正能量的图书,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出版人要有高远的理想和文化向往,追求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为此应改变目前对出版人的考核评价标准,把出版有思想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图书放在首位。     

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欧游心影录》一书 ,以往论者多据以批评梁启超的文化保守思想 ,这种贬责实有以偏概全的缺陷。梁氏于一战刚刚结束后游欧 ,固然看到大战的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危机 ,但是 ,他更通过对欧洲社会的亲身考察 ,深刻认识到欧洲下层民众的自主自觉和“个性发展” ,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故其结论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 ,另一方面要大力学习西方的进步文化。此书的思想价值所在 ,即表明梁氏晚年对中西文化问题达到自觉的认识。     

论宋代禁毁道学图书

宋代是我国禁书史上的重要时期 ,禁书类型多样 ,其中 ,道学图书之禁是能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重要禁书类型之一。宋代禁止道学图书主要在北宋末、南宋初和南宋后期三个时期。考察其背景、原因和始末 ,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禁道学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 ,因党争而引起党禁 ,因党禁而引发书禁 ,禁书与禁学合而为一 ,这是宋代道学图书之禁最显著的特点。此外禁道学书与道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影响也密切相关。不过就禁书的最终结果而言 ,禁书并未被彻底禁绝 ,但它确实对道学在宋代的发展和传播构成了重大的影响     

《孙子兵法》典籍文化展演的新思维

典籍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媒介。如何将典籍文化的精髓转为一种生活态度或流行时尚,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课题。《孙子兵法》博大精深的"全胜"思想,蕴含着普世价值的良性竞合的生活态度,而"通用设计"的精神,正可以将《孙子兵法》典籍的核心思想,具体呈现在文化展演的产品与服务上。     

略论大众文化

中国 1 3亿人口的大国 ,图书事业飞速发展 ,出版物层出不穷 ,必须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面向大众 ,扎根民众 ,为大众所想 ,为大众所写。坚决反对东搬西抄 (这里东指东方 ,西指西方 ) ,反对洋八股与土八股 ,提倡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 ,努力开创中华大众文化的新局面     

强化编校人员质量意识,努力提高图书编校质量

图书质量是图书的生命。国家新近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对图书的编校质量作出了严格规定,对编校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保障图书的编校质量,图书编校人员必须强化质量意识,谨防一些常见编校错误,练就过硬的语言文字基本功。     

作为典籍符号的图像叙事--西域石窟壁画阿阇世王题材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西域石窟中阿阇世王题材壁画的分析,指出图像作为典籍符号,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重复和再生过程中,其叙事和隐喻会有新变,经过时代、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典籍符号会对原型进行内部关系的调整和外部功能的重组.     

辽代的佛教与阅读

辽代佛教的盛行,使佛教读物大量产生,僧人和信徒空前之众,名刹伽蓝遍布境内,寺院阅读繁荣兴盛。它们不仅形成了辽代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成为辽代社会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整个辽代的阅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比《中国哲学简史》与《生死疲劳》的翻译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期,翻译如何助力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出去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与莫言《生死疲劳》的翻译中,存在许多共同的跨文化阐释的成功因素,文章拟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对两部作品的翻译进行对比,从中摸索并总结成功的跨文化阐释的构成因素,从而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英译的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锺馗研究述论

根据多部清代以来《锺氏族谱》考察,锺馗实有其人,且世代命官。锺馗之所以为正义化身,并被尊奉,反映了历代社会鲜明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     

加强励志教育创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以励志教育为突破口,通过读、讲、唱、看、传励志书、励志故事、励志歌曲、励志电影、励志箴言五项励志教育,发挥榜样激励作用,用先进的文化教育人,用先进的思想鼓舞人,用先进的气氛感召人,磨砺学生意志,培养学生自主,自立,自强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激发大学生成功的需要,提高大学生服务社会的本领。使每位学生能够立志成才,探知践行,将看不见、摸不着、不可称的励志精神、透过数字、成绩得以体现,为拓展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孙犁《书衣文录》的精神分析

孙犁在“文革”后期沉迷于装修藏书 ,这是他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下 ,心态更加内倾和固守自我的本真性的显著表征 ,是变态心理和常态心理的交织互动。而《书衣文录》的写作 ,具有多种象征意义 ,昭示了纯粹文化人在社会文化关系剧烈变动时与立身之本———文化切不断的血肉联系 ,以及孙犁对自我意识的固守和对理性精神的高扬     

晚清上海的新知识空间

上海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使晚清时期的上海,在整个社会传统知识仍占霸权地位、朝野主流一直对西学鄙视排斥的大环境下,成为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生长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效应,对于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