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文学教育制度述论——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考察对象

在清代各种书院类型中,以诂经精舍、学海堂为代表的博习经史词章类书院,体现了清代学风和学术思想的特色,因而研究清代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考察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突出的典型性.两书院的文学教育制度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办学宗旨上明确推崇纯正高雅的古体诗词文赋;二,在文学教育实施过程中,两书院的考课制度最为完善和严密;三,学生自学、教师讲授、师生讨论,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根本有效的教育方式;四,雅集是两书院文学教育制度中最符合丈人习性的一种教育方式.     

岭南学海堂书院的文学教学

学海堂是阮元创办的书院 ,虽然崇尚汉学 ,但文学教学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其文学教学有明显的朴学倾向 :受阮元骈文理论的影响 ,注重骈文的教学和研究 ;营造文学创作的氛围 ,注重雅集。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宋代书院重视科举文学教育。以家族书院为代表的私立书院以科举文学教育为旨归,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讲学式书院以传道为己任,然不排斥科举。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学规、语录讲义及教材等方面具有鲜明体现,对文学和书院的发展各有利弊。     

元代类书的类型、特点与影响

元代类书是元人采摭当时或前代文献重新编排而成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依据其内容和用途可将现存元代类书分为综合博览、科举作文、通俗日用和童蒙教育四大类.除了具有前代类书备检、教化等特征外,元代类书还具有实用性、商品性和普及型的特点.元代类书开启了通俗日用类书编纂的先河,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对后世类书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影响.     

奖惩措施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酵母

课试为清代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书院课试时主要采取发放膏火、刊刻佳作、传看课卷、正附课（或内外课）升降等一系列奖惩措施,这些措施成为鞭策生徒的酵母,大大激发生徒的研习积极性,在实现书院文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提高生徒的文学素养等方面功不可没,而一些专门从事科举之文教育的书院又可借此来提高科举命中率从而扩大自身影响。由于奖惩措施优越性明显,因此它不仅存在于清代诸多书院的课试教育中．而且也被中国当今的一些学校教育所接受．     

历代地方官员对书院的支持与促进

历代地方官员以各种方式支持书院、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一、他们主持或倡议书院的创建、修复工作;二、捐拨学田、钱款、书籍,保障书院正常运转;三、为书院作记、请额、请功,扩大书院影响;四、参与、过问书院日常管理,参加书院教学、祭祀活动。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杨绳武《文章鼻祖》与早期钟山书院的文学教育

《文章鼻祖》作为钟山书院教材,是乾隆书院理念、早期钟山书院教育思想与杨绳武学术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杨绳武选文经传、史汉、诗赋并重,所选皆为“文字之祖”,特别推尊《尚书·尧典》作为万事万物之祖的至高地位,建构了《尧典》与经传、史书、文章的渊源脉络。在具体阐释上,杨绳武采用以文说经的方法,抉发经传、史书的文学特征与价值,与乾隆以后经史研究方法异趋,体现出以文学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有为科举写作服务的现实意图。     

宋代重庆书院与学术文化的发展

具有学校教育性质的书院,重庆是在宋代才蓬勃发展的。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的出现除了该区域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客观原因外,还在于它本身有官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宋代重庆书院以北岩书院、濂溪书院为代表,能够体现中国内陆地区书院办学及组织管理的一般状况及原则。程颐、周敦颐等理学家在重庆书院讲学,培育人才,传播理学、推动了川东地区文化学术的发展,余风所向,波及川西及周边地区,构成宋代理学流派分布中的典型区域之一,且为关洛学派、程朱学派理学正宗的中介或媒体,在理学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历史地位。正是重庆书院推动理学的传播以及区域性教育文化的转型,使得长江上游区域文化中心一时显现出光彩夺目的迷人景观,促成了重庆文化学术的第一次高峰。     

类书编撰与皎然诗学

盛兴于隋唐时期的类书编撰之风,对皎然诗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是日趋精密的类书编排体制,对皎然先分类后以事例佐之的编排方式有深远影响.二是唐代兴起的秀句类书,为将秀句与诗文批评的进一步结合起了催化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皎然诗学的秀句批评方法.三是与文学批评史中一致声讨齐梁文学的情况相反,唐代编修的类书对齐梁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些类书的大规模流行和普及,对于深化和扩大齐梁文学和文风的影响无疑具有推动作用,从而影响了皎然的齐梁文学观.四是《韵海镜源》的编纂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编书的过程同时就是诗歌创作与讨论的盛会,这样的盛会为皎然诗学的成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但更重要的是,《韵海镜源》的内容本身对皎然诗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之经学定位

在晚清学制转型中,经学的学科定位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传统的书院及各级官学中,经学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后,经学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张之洞在拟定新学制时予经学以崇高地位,但因其无法适应新式学堂讲授及学科整合的需要,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在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经学及其所属之庞大的经部典籍如何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中,遂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四部分类法之经部被拆散归并于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现代学科体系中,经学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生存空间,逐渐趋于消亡。     

从《还古书院志》看徽州书院建筑的建置与维系

明清徽州书院兴盛。自万历年间,还古书院就是徽州比较重要的书院之一,作为官办书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还古书院志》为中心,研究徽州书院建筑的建置和维系,募捐方式方法与官府的参与程度,有助于对徽州书院建筑的深入研究。     

诗词教学中的人格建构与实践探索

素质教育首先是基于人的教育,而人文教育立足于德育与美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总体结构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标志着人的最高完善。诗词文学教学应以提高学生的审美境界与人格精神为宗旨,应在感悟与阐释的课堂教学活动中体现创造性、和谐性与生成性。诗词美育以润泽心灵、怡养情性为基本特征,是一般知识教育所不可替代的,也是当代教育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论上古乐人的类型差异及其文化衰落的技术化发展根源

论文以上古乐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表现与事迹等为依据,揭示出乐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贤者型与技术型两类乐人相分化的发展事实。早期由贤者型乐人奠定乐人的重要政教文化地位,而在周代,技术型乐人则逐渐成为乐人的主体类型,并呈现出以牺牲政教文化地位为代价的重技术、轻义理的工具化发展路向。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导致周代礼乐、诗乐文化解体的自身根源与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切实意义。     

民间立场:通俗的话语分界

这是一个通俗文化趣味占据主流的时代,一切以其趣味始,以其趣味终.很多人认为,通俗趣味的广泛流布应归因于文学市场的极端失衡,原本属于严肃文学生产的空间如今被通俗文化占据,因此,要还社会以严肃文学的主流地位,首先必须消除通俗文化的"影响焦虑",纯洁"文学性"的同时,强化文学的品味及其层级.     

魏了翁的书院教育和助手李肩吾

魏了翁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学术活动之一是书院教育,独办书院占了他出仕后近四分之一的岁月.本文对其书院教育活动作了清理,辨析了宋代鹤山书院地址,着重对其主要助手李肩吾进行了首次较为全面系统的评介.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论孔孟式儒家教育到书院教育的三个转变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教育虽然为中华灿烂的古代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比如儒家教育目的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家族性、教育内容彰显出空疏僵化且不切实际的流弊、教育方法表征出以教师为中心的独白之偏狭。书院教育形式的出现,对孔孟式儒家教育的缺憾起到了一定的补正作用,并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将孔孟式儒家教育从追求个人成仁成圣的狭小空间引向了对常存天地间之理的追索;二是将以往注重诵经的枯燥教育内容扩展到对义理与知性的学习与感悟;三是给古代僵化的师徒式教授方法增添了充满活力的辩难风气。     

论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批判性思维在国外发达的教育教学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国内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正视。批判性思维是一门大学逻辑课程。这要求我们正确理解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学之间的关系,以避免相关的误解妨碍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顺利推行,对于正确把握逻辑学的学科价值也会产生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