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问题探析

由于农业企业的特殊性,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阐述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必要性,认为农业企业逐利的本性和农业企业的一般特征等内部因素和传统文化、法规不健全、缺乏统一的披露规范等外部因素造成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缺失。提出通过壮大农业企业规模实力,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构建有利于企业负面信息披露的文化氛围,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规范等措施推动农业企业社会责任负面信息披露。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农业科技期刊服务“三农”社会责任的践行

我国农业科技期刊在服务"三农"中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1)传播农业科技信息,加强农业学术导向作用;(2)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提高农民与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素质;(3)加强科技创新,推进新农村建设。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农业科技期刊应根据刊物的类型,合理区分所侧重的社会责任。注重提升公信力,使农业科技期刊成为服务"三农"所倚重与信赖的媒体;深入开展"走转改",并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是农业科技期刊履行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与强有力保证。     

从社会资本视角探析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路径

2022年3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本文通过社会资本三大维度——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探析社会资本促进第一代及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市民化能力的作用机制,提出如何利用社会资本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业技术扩散主体及路径分析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社会网络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具体作用,并以石门县"密改稀"技术为例,阐述其扩散的路径及方式,为提高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农业技术推广改革提供一些借鉴。通过分析农业技术扩散中各参与主体的分布规律以及社会资本对农业技术扩散路径的影响得出:农业技术扩散主体主要由农业科技研发者、农业科技传递者、农业科技接纳者、政策制定者、环境要素五部分组成;农业技术扩散中各主体在纵向上呈"金字塔"型分层,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利于新技术的传入;在横向上呈"同心圆"状分布,各区域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利于新技术的传染。最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应对策及建议。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与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改进

农业产业具有提供粮食等农产品、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农村发展、维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传承农耕文化等多种功能。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自由贸易背景下维护农业保护权限的理论依据。我国工业化进程、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现实以及所面临的环境状况,都显示了我国应有所选择地利用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改进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促进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有机统一。     

循环农业及发展模式研究

循环农业既要满足当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又要不危及子孙后代的农业发展能力;既要保持农业适度增长与结构优化,又要保持农业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环境优化,从而达到农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兼顾生态、技术与社会、经济效益,具有持久发展能力的集约化、多样化、综合化的农业发展道路和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循环农业必须坚持5R原则。     

投资机会与农业龙头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成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源于企业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机会的存在。农业龙头企业因其行业特性的不同而有着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及“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农业龙头企业有着众多的投资机会,对这些机会的追求使农业龙头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如带动农户、保障食品安全、保护环境、慈善捐赠等,并在承担这些责任的同时获得了企业的发展。     

大趋势视阈下的中国农业

中国的农业现在进入到攻坚阶段,农业能否取得大发展,关系到中国全社会的进程。中国农业进行和谐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是农业改革的价值取向。把农村社会组织与农业组织区分开来,改变农业办社会的现象;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培育成熟的农业市场主体,是中国走向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扎根乡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社会基础

以一个经历农业转型的乡镇为例,分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家庭经营以及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事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消灭小农家庭经营、改变乡土社会;而乡土社会也并不一定会以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就天然排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并未对村民原先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造成过度冲击之时,其所遭遇到的来自乡土社会的反向力量就会相对减弱。与此同时,如能透过连属家庭经营、利用乡土性社会准则这两种方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可巧妙地将两者吸纳到自己的支配体系之中,并就此建立起自身发展的社会基础。     

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协调民族经济关系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引起民族经济关系的新变化,表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成员职业技能转变难,资源开发造成环境退化、民族传统特色经济萎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不足等方面。这些变化要求协调民族经济利益关系,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利益协调机制、能力建设,使少数民族融入工业化进程中,共享工业化发展的利益。     

近代华北农产品商品化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逐渐向近代农业经济转变,最明显的就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具体到华北地区,由于北方口岸城市的兴起,铁路运输网的形成和近代农业的改进等一系列的变化,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得农业与市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农业信贷规模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基于协整分析,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了我国农业贷款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业信贷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且农业贷款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弹性为0.69;短期内农业信贷变动与农村经济变动呈负相关关系。此外,农业信贷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有滞后效应,短期内(1个季度)信贷推动作用不明显,而滞后1期后农业贷款的推动作用凸现。因此,应当提高农业信贷资金使用效率,并关注农业信贷滞后效应。     

广西西江流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广西西江流域是广西最重要的农业产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实现广西西江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广西西江流域农业生产,经过长期探索发展,形成了几种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从科技、财政加大扶持力度,加大宣传教育,促进西江流域农业循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在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增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空间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低城镇化率省份农业经济韧性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水平及战略选择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不仅是一个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同时还是要素优化配置和制度创新的过程。这一进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转化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以及所而临的主要矛盾与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相同的。因此,我国农业现代化而临适合我国国情的战略选择。     

三峡库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及动态变化

运用区域2006-2015年土地资源数据库,结合社会、经济、人口数据,在DPS软件平台的支持下,研究区域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综合权重并排序,运用各个因素的综合得分计算获取每年的农业规模经营指数,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表明:对农业规模经营指数影响最突出的因素排序是经济因素、效益因素和投入因素,其次是产出因素和资源因素,人口因素占比相对较小;农业投入因素的逐年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反映了农业的投入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农业规模经营指数因投入增加而呈上升趋势;乡村人口逐年缓慢降低的同时,人均耕地逐年提高,为规模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农业规模经营指数总体呈现出逐年递增,2009年后,增长速率加快.趋势化模拟表明,农业规模经营在各项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和增长态势.     

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考察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包括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率、产业合理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及城镇化率等五个指标在内的制度变迁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制度水平,并借助MS-VAR模型就制度变迁对我国农业经济影响的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变迁条件下,我国农业经济运行存在明显的状态转换和阶段性特征,其在平缓和剧烈两种波动状态下频繁转换,运行区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2-1996年和1997-2015年;制度变迁对农业经济具有长期影响,且该影响在两种状态下呈现出差异性,剧烈波动状态下农业经济所受影响较平缓波动状态更大;制度变迁对种植业经济的冲击影响总体表现为负,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经济所受影响为正;渔业经济所受影响最大,其次为林业和畜牧业经济,种植业经济受影响较小。     

清末时期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末时期,安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交通工具的变革都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政府也为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如推广经济作物技术、改良农产,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与普及农业知识,创办农政机构等,这些政策对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安徽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引起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变革,具体表现在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的发展、集镇的勃兴等三个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安徽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社会经济依然是在徘徊、反复状态下畸形的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业数字经济指数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应,并从要素错配角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且这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上。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土地错配赋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通过缓解劳动力错配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尚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农业生产率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赋能效果具有显著且正向的空间外溢性,并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