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胡适本人虽然不曾对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冠之以“运动”的称谓,但“整理国故”确实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场运动。无论从目的、组织、规模声势还是动态过程来看,“整理国故”都具备了所谓“运动”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被诸多学者广泛运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胡适揭橥的“整理国故”不仅看作一种理论主张,而且也视为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术文化运动,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论<<胡适文集>>里的胡适

胡适是一个有影响有争议的人物,但在《胡适文集》里,他确实是一个古今中外思想兼容并蓄,在新文学、中国古代哲学史、整理国故、“启蒙”思想等方面都取得成绩的学者。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论辩刍议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一片叫好声中,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无视《大纲》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苛刻地以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要求论衡其得失。两人的意见分歧导源于治学方法和文化祈向的异趣。胡适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整理、重估国故,对中国哲学的特殊价值缺少同情的了解,这在梁启超看来是不得要领或基本错误的。因为科学方法不能用来研究一切国学,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德性的学问”──要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弘扬。总之,胡梁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问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的对垒,则是“五四”新旧之争的一个缩影。     

历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 ( 1 893.5.8- 1 980 .1 2 .2 5) ,原名诵坤 ,字铭坚 ,号颉刚 ,江苏苏州人。著名历史学家。 1 92 6年 8月至 1 92 7年 3月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顾颉刚 1 92 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期间参加新潮社 ,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毕业后跟随胡适整理国故 ,开始进行古史辨伪和民俗学研究 ,先后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兼《国学季刊》编辑员、北京大学预科国文讲师。 1 92 3年 5月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 ,在史学界造成重大震荡 ,引发了一场古史大辩论。随后 ,他把有关文字汇编成《古史辨》第 1…     

胡适的文化世界——北大版《胡适文集》编后感言

本文从学术文化视角综论胡适,确认他属于２０世纪中国“卡里斯玛”型的文化人物。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１８９１－１９１７）是其学业的准备阶段,前期（１９１７－１９３７）胡适在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运动中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从事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典范。二三十年代,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后期（１９３７－１９６２）胡适的学术重点放在《水经注》考证,其影响力远不如从前。他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他对学术独立的坚定信念,为建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国学思想浓厚的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积极向国内输入现代思想和新方法。他倡导文言一致的白话文;强调发展科学,融合中西文化,充分世界化,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中国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而努力;并不失时机地向西方宣传介绍悠久的中国文化。     

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国学思想浓厚的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积极向国内输入现代思想和新方法.他倡导文言一致的白话文;强调发展科学,融合中西文化,充分世界化,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中国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而努力;并不失时机地向西方宣传介绍悠久的中国文化.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一)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二)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国故论衡》校本引言

《国故论衡》凸显了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夜形成的论学特色。它可谓是清代汉学总结性著作，又可谓是本世纪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首出的一部杰作。章太炎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作为参照系，提倡国粹，，在政治上普及民族主义观念，在学术上对以往种种“新学”进行批判乃至否定。章太炎晚年讲授“国学”皆未超过《国故论衡》论述的范围，可见他要在中国实现“文学复古”的宿愿．至暮年仍未放弃。     

“理在物中”与历史演进法——论胡适的科学解释思想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早注意到启蒙解释范式风险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他提出要用“评判的态度”整理国故,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启蒙者普遍“以理验物”的解释弊端,认为他们对“科学思想”的普适性的推崇,有重蹈宋明儒学格物论覆辙的可能。胡适相信,作为一个客体,传统只有在阐明了其演进的过程后才能得到理解,而“历史演进法”则可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系统、客观的逻辑框架。     

論《尝試集》的思想傾向和历史地位

<正> 在一九五五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胡适的《尝试集》曾被认为是“与我们真正的新文学根本是背道而驰的”、“反人民、反革命”、“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毒药”。这样的批判显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毫无疑问,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学者,但是,他走向这条反革命道路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五四运动以前,他是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全面地坚决地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班新人物”那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党八股》)。不过,他只反封建主义,不反帝国主义,所以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对文化革命进行领导的时候,只能充当一个盟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     

论胡适诗派

论胡适诗派步大唐新诗创作，始于“五四”文学革命。首先提倡并创作新诗的，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之一的胡适。他在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后，紧接着在次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较之用白话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为早，因此...     

陈垣与胡适国学研究之比较

陈垣和胡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史家,俩人开始迈向学林的经历和研究方向不同。但对清代乾嘉考据学都感兴趣,认同考据学,视其为治史之必要工具,治学上均重视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没有确证,不下断语。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之下,对国故学研究也有相似的认识。俩人坦诚切磋,辅仁相交     

梅光迪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

胡适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从“逼上梁山”、“不用典”、“整理国故”到提倡颜李之学,其背后的动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来自梅光迪的逆向思想激荡,掺杂着保守主义的资源。胡适曾称“逼上梁山”是“偶然”的决定。梅光迪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守势立场,对胡适“逼上梁山”的思想激荡是必然的,对胡适而言却是偶然的攻势。易言之,梅光迪的必然信念促动了胡适以实验主义改良中国文化的偶然主张。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陈来:《启蒙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指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的观念里,启蒙与学术交叠变奏,最后启蒙压倒学术     

“五四”时期两种整理国故活动的比较

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潮流中有两股势力,一为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一为以梁启超、柳诒徵、顾实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双方在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和态度上有明显的不同。在目的上,前者更注重揭示国故真相,进而批判国故;后者更注重“保存国粹”、“扬我国光”、“翊进世运”。在方法和态度上,前者提倡训诂、考据的汉学风格,追求“为学术而作工夫”的研究态度;而后者却更注重阐发义理的宋学风格,倾向于“学问之非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浅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胡适这位“家世汉学”(蔡元培语)“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注一)的名扬中外的我国著名的大学问家继《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以后,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又推出了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白话文学史(上)》,这是他整理国故的重要成果之一。 二千年来我国似乎没有一部文学史。说来奇怪,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倒是由英国汉学     

国学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试评谢桃坊先生的国学研究

近年来,谢桃坊先生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方法,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对国学运动进行了反思.谢先生认为:国学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困难而狭小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是国学运动的两大流派;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是先生关于国学的三个论断.这对我们现在审视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