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社会制度是现代化变革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后发国家来说,由于追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而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从根本上讲,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宜的社会制度框架问题,而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在建设性意义上实现了制度变革的结构性突破,建构形成了容纳和支撑现代化变革的强有力的权威体系以及实施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体制与组织架构。而改革开放２０年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则表明中国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打破了现代化建设动力长期不足的僵滞局面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农民"一词产生很早,在古汉语中,它的基本含义是以耕种为生的人。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农民受到尊重。民国时期,农民的基本含义未变,但是它被严重地政治化了。在前改革时代,农民的传统含义被颠覆,农民成了为国家生产粮食、为现代化提供积累的不可改变的身份,且农民本身被政治上层级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权利保障有所提高,农民自身的等级被取消,但是城乡二元这一歧视农民的社会结构仍然存在。解决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利保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农民的财产权、平等权和迁徙权的保障,使农民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职业,而不是身份。     

农民身份转化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政治现代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农民身份转化对政治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民是改革的先行者,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为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现代化变革和改造的对象。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多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推进农民身份转化。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变迁

农民权益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那么土地制度的变迁如何影响农民的权益？农民权益的内在需求又是如何推动土地制度的创新？文章通过对建国以来三次土制度变迁的考察,认为成功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在于“以民为本”,满足农民的根本权益。     

从身份到契约: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透视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化的实质不是引进和套用某种有形的框架,而是让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内生"出一套无形的规则.中国制度变迁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契约化要克服"伦理身份"和"计划身份"双重制约.从"身份到契约"的制度变迁其关键环节是个人人格状态的根本变化,其进程的艰巨任务是在人文建设中有意识地培养社会成员的契约责任感和塑造诚信守约的精神.     

从大鹏镇选举制度创新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以较为民主的“三轮两票制”方式产生镇长的选举制度的创新,是实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扩大基层民主”精神,努力探索全面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有益尝试,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区域现代化与区域制度变迁

区域现代化研究是我国现代化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研究区域现代化既要借鉴原有现代化理论 ,又必须开拓创新。传统现代化理论侧重于对现代化的总体概括和把握 ,描述性研究多 ,深入到现代化过程内部作机理分析少 ,缺乏科学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为我们研究区域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区域现代化本质上是区域制度变迁的过程 ,正是制度的不断演进 ,为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拓宽了空间 ,进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制度建设是区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加快区域现代化进程 ,必须从构建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入手。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

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为代表的一批新锐经济学家对制度重要这一新制度主义旧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们运用精致的计量分析方法,将制度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从而建立了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将历史计量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他们发现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育成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必要条件,而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有相辅相成之效。即便政治制度有一定的攫取性,但只要经济制度走向包容性,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从而激励更多的投资,那么威权型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威权型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容易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增长模式必须经过转型,尤其是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才能进入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阶段。     

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启示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持续繁荣与否。中国、日本同为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打破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封建包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进行改革,使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年的近代化道路,迅速摆脱民族危机,富国强兵,成为亚洲强国。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虽然引进、模仿西方先进技术,但拒绝从根本上对落后的制度进行改革,而欲从器物层面上使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其结果只能是失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必须首先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性创新,唯其如此,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正确认识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本文通过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分析,探讨了农民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文章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处于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中国市场化进程

经过二十多年市场化制度变迁的改革,中国已基本上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总体上已达到50%以上的水平。但由于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结果导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只有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加速渐进式的改革,才能消除问题,才能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     

转型期村落权力的变迁与农民现代化之建构

转型期农村村落权力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农村现代化村落权力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将对农民现代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着重阐述了村落权力的变化及对农民现代化的影响,提出了农民现代化建构的新建议.     

从新制度主义看历史制度主义及其基本特点

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传统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动而出现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是这种范式中的一个研究派别 ,它以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思路对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 ,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 ,以及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的互动作用 ,以解释在特定制度局限下观念变革如何能导致政策变化。作为一个派别 ,历史制度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点 ,因而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学研究也有独特的贡献 ;当然 ,历史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基本的理论缺陷 ,主要表现在分析问题过程中的滞后性 ,在预测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上的“事后描述”以及“观念”解释的模糊性上     

农民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一切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问题的特殊性集中表现为 :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身份转化的自主性及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起关键性的作用等方面。     

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运用制度认知主义理论和制度行为主义理论研究农民认知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关系,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农民的认知与中央政府的认知之间相互调整以求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农地制度的整体效率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否尊重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农民认知主要通过与中央政府认知的互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两种机制影响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农地制度变迁过程也塑造了农民对于农地制度认知的状况.     

论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俸给制度现代化变迁

对于一个后来者而言,现代化总是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在西方的霸权威胁和文明示范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公务员制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俸给制度,经历了发生、成型、发展、变形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到30年代中后期已基本具备现代公务员工资制度所具有的现代性要素,如统一管理、法律保障、薪职挂钩、定期提薪等等。但所有这一切现代化变迁却在国民政府政治运行的无序化中变形以至被摧毁。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 ,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 ,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试析唐代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土地制度的转型与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极为显著,两者相辅相成.均田制的实行促进了农民身份地位的提高,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唐中叶,均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兴起,在经济制度上则更进一步保障了农民已取得的相对自由.     

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大战略和重要的经济政策,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而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农民进城问题.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有效发动和组织农民.国家农村公共支出的重点应在有利于农民转移的新城镇建设和职业教育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