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天调——《管子》的生态哲学思想

早在二千七百年前，《管子》书中就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天调”的生态哲学思想。阐述了“天”是自然之天，天地有“则”；又指出“人”是自然的产物，可贵之处在于能“务”也能“虑”；提倡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和与合，促进人类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良性互动。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经典的思想著作,是对卓越政治家管仲治国思想的深入阐释,全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并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通过对《管子》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从中可以学到"均地分利"的民生伦理、"强国富民"的生产伦理、"重农益商"的交换伦理、"俭侈有度"的消费伦理及"以劳授禄"的分配伦理等思想,也可洞察管仲深厚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维。对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探寻与挖掘,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契合,对今天经济建设中的道德教育也有着重要意义。     

《管子》法治思想论析

《管子》杂糅各家学说,内容极为宏富庞杂,全书主要以“道法”为纲要,以“法治”为核心,尤其是“以法治国”思想注重法治而不否定道德教化,倡导礼义廉耻而拒绝人治学说,深邃精湛,独具特色。《管子》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法的特征、法的作用、法的制定、法的推行、德教与法并重诸方面的论述中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管子》治国方策论略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如何治国安邦,振兴国力,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和深邃的论述。在发展经济方面,《管子》主张以农为本,并重视发展商业;在政治上,强调政顺人心,以民为本;在用人上,注重选贤任能．扬长避短,因材授事;在国家的治理上,认为要以法为主．以德为辅,倡导综合治理。     

《管子》“天道人情”中的职业伦理思想研究

《管子》认为职业分工是"天道"和"人情"所决定的,实质是把职业分工看作是不同道德禀赋的结果,赋予职业分工以道德上的因果联系,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的统一。"天道人情"既承认职业之间的差别,又强调各种职业的不可或缺性,是一种有机的职业分工伦理。在职业劳动上,《管子》不仅强调道德的作用,还强调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命令以及经济手段等多种方式,促使人们履行职责。《管子》注重自律与他律的结合,体现了对人性和道德规律的深刻洞察,对当代的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管子》“事若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

《管子“》事若自然”的思想,以“道”作为其哲学基础,以地、水、时、方之德为其内容,以务时寄政、勿作淫巧、遵守时令为其现实途径,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生态伦理智慧。     

从《管子》解码中国法治系谱

中国法治赓续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底色的法治系谱。《管子》是中国法治的早期理论渊源,体现了法家先驱管仲及稷下学派思想家对古典法治问题的思考,是解码中国法治系谱的重要文献。《管子》提出的“富民利农”理论具有显著的朴素唯物主义特征,为中国古典法治思想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德法共治”“国之四维”“以人为本”等古典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可资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     

《毛传》与《毛序》的同异比较并论及《毛序》的作者

遍检《毛传》与《毛序》,《传》释诗义与《序》释诗义基本相同者达83篇之多,明显相异者只有3篇,且在解释体例上、在内容的相互照顾、相互发明上,都表明《传》与《序》存在内在的联系。从研究唐前所载《毛诗》资料系统入手,认为郑玄所谓"大毛公(亨)为《故训传》",既包括今《毛序》,也包括今《毛传》,《毛序》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是经累积而成的,最终由大毛公(亨)"编纂而成",并体现出他自己的观点;小毛公(苌)则对《毛传》作了最后的加工、厘定工作,并在《毛诗》的传授中起到重要作用。     

论《管子》的“务本饬末”的经济伦理思想

《管子》的经济发展伦理方式是“务本饬末”,意思是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同时整顿工商业市场,严厉禁止奢侈品生产的泛滥,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正常的经济发展,以提升国民实际生活质量,同时积聚国家经济实力。需要指出的是,《管子》的“务本饬末”论不是要普遍地反对工商业的发展,而仅仅是反对奢侈品生产的泛滥。     

以"轻重"促"德兴"——《管子》农战思想初探

农战思想是法家的支柱思想之一,厉行农战也是秦国得以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的重要政治举措。然而,在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的农战思想被学界反复论及的同时,作为齐法家代表作的《管子》中的农战思想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管子》的农战思想与商、韩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它以民生富裕为核心,以“兴德”为体,以“轻重”为用,同样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思想体系。     

东周伦理形态的转型与演进

中国古代伦理形态在东周时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突出表现,是从西周神与人关系下的政治宗教伦理形态开始向现实的人与人关系下的社会伦理形态转变,随之反映各种社会伦理关系的道德范畴也应运而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古代伦理形态的基本范型—"五伦"社会伦理形态。     

当代环境伦理学对旅游道德的深层启示

旅游是人与自然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创见出发,可从四个方面提升旅游道德境界:热爱大自然,大自然的善良公民;珍爱生命多样性,尊重其他生命的价值;克服个体小我,实现生态大我;反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维护生态环境和谐。     

加快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路和措施

为了探讨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通过分析地区发展差距和民营企业发展差距的关系,根据制约西部民营企业发展的因素以及西部的潜在优势,围绕当地自然资源、国有企业退出、以及发展企业集团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来带动民营企业发展,并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     

入世与河北省劳资关系协调问题研究

入世将使河北省的劳资关系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及国际化趋势。在协调劳资关系问题上,应加强三方协商,发挥工会作用,加强劳资争议处理力度,发挥集体谈判的作用。     

浅析医患关系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在医患关系中的应用具有特殊的内涵,其外延范围也十分广泛。实施不到位,既损害患者的利益,也给医方埋下隐患。本文将对知情同意权的来源、目的、法理依据以及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以加深对知情同意权的理解。在医疗实践中更好地执行知情同意权,有利于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明确患者的权利范围,减少和避免因知情同意权而产生的纠纷。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一代廉吏张伯行述评

张伯行在清康熙时是名震一时的廉吏 ,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 ,作为一个地方官他发挥了儒家治国思想的积极方面 ,以躬行实践为己任。他从“民本”基点出发 ,忠于职守 ,精心筹划 ,治理水患 ,赈饥济贫 ,兴利除弊的业绩为人们所传诵 ;他一芥不取 ,一尘不染 ,自甘清苦 ,勤政利民的高风亮节赢得了百姓的崇敬和拥戴。他正直不阿、不畏权贵与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尽管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但他能从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 ,忠实地实施以养民为先 ,教化为本的传统儒家思想 ,为官清廉 ,反贪除弊 ,这对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 ,保护人民的权益 ,发展社会经济文化 ,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乡村治理中的“不得罪”逻辑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治理面临新的困境,干群互动中普遍遵循＂不得罪＂逻辑。其产生的内在原因主要是乡村治权弱化和治责缺失。这种行事逻辑将改变基层治理中干群关系的实质,并预示着乡村治理的去规则化。     

韩国画中所体现的“生生”思想——以《金刚全图》、《仁王霁色图》、《岁寒图》为例

东方艺术把人类和自然融合在一起,使人类的生活更加形象化.东方艺术的精髓表现在天地之心、宇宙之心、天人合一等方面.谦斋郑敾和秋史金正喜的绘画表现出了天地之心和《周易》所倡扬的“生生”思想.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纯粹的艺术手法上,而是为画界开辟了新天地,并且把天人合一思想通过画与诗来表达出对祖国安宁和发展的企盼.他们的作品被视作国宝并对现世大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