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管理伦理思想探微

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其教育管理伦理思想精彩丰富。孔子的教育管理伦理思想表现为：蕴育“内圣外王”的教育伦理目标;确立“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推行“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手段;实施“正己慎独”的教育自律方略;奠定“艺术人生”的教育美学基础。探寻孔子的教育管理伦理思想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伦理学视域下当代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当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矛盾冲突不断,“职业医闹”甚嚣尘上,亟需构建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中国古代医患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医德方面,提出了“重义轻利”“易地以观”“仁心”待患的高标准道德要求;同时,也强调医患之间的互信。这些传统医患伦理思想,不仅有利于优秀医德的传承,也将有利于当代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借鉴变通。以往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医患关系的经济和法律属性,却忽略了它的伦理属性。只有回归到医患关系的伦理属性上,重塑医学人文精神,增进医患互信,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略论孔子伦理思想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建立自己伦理思想体系的思想家。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带有明显的特征。伦理思想政治化、政治思想伦理化,是孔子伦理思想重要特征。孔子伦理思想还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作用,在其伦理思想体系中还明确提出了关于道德评价的标准和方法。孔子以“仁”为核心内容的伦理思想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社会风气都有许多借鉴的作用,孔子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池田大作生命伦理思想初探

池田先生在其“佛即生命”的“生命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蕴涵人类普遍价值之生命伦理思想。这种伦理思想以“生命的尊严”为核心规范,进一步在“生命的尊严”基础上拓展了人类幸福的建构以及环境伦理思想,最后又统一在世界和平价值理念之中。由此,他的生命伦理思想从“生命尊严”这一根本出发,融合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具体层面上对伦理规范的理论考察。而池田先生“人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实践应用生命伦理规范,从而实现“生命的世纪”,完成对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     

伦理学理论与专业伦理教育

一引言本文拟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专业伦理教育的伦理学理论基础相关问题。由于伦理规范和伦理思想的形成,都有其长远的历史发展和深厚的理论意涵,不是速食面式的分析和讨论便能济事。因此,讨论专业伦理之时,厘清其伦理学理论依据,有时甚至要回朔中西哲学史上的学说,尤其是儒家伦理学和亚里斯多德与康德等人的伦理思想,都会很有助益。不过,伦理学理论众多,究竟何者与专业伦理教育较有关系?甚么理论比较适合当前职业伦理教育的需要?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当前几个主要的伦理学理论加以评析。     

胡锦涛教育伦理思想探析

胡锦涛教育伦理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教育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教育思想的伦理原则、教育思想的伦理价值构成了胡锦涛教育伦理思想,并成为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比较

从环境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以及有关环境伦理机制等层面对中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 ,认为中国环境伦理研究既要大胆吸收西方环境伦理理论中的积极成果 ,又要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     

当代伦理的重构与“回到苏格拉底”——试论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

从“宗教伦理与伦理关系的根本颠倒”、“世俗伦理与宗教伦理的有机整合”以及“个人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内在统一”三个层面对苏格拉底伦理思想进行探寻 ,可以发现 ,苏格拉底伦理思想对当代伦理重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蘖--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 :义利观上对“私”、“利”的伦理肯定 ,本末观上重视“末业” ,财富观上宣扬富民的福音 ,经济改革上的利商、用商、利民的伦理价值取向。固而拉开了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变迁的序幕 ,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佛教“和谐”思想的生命伦理意蕴

佛教伦理本质上是“和”的伦理,和谐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佛教伦理以缘起论为其道德哲学基础,以心灵的道德和谐为根本,由心的外在呈现和人的社会关系及与自然界关系的存在方式的不同,表现为人与人的道德和谐、人与自然的道德和谐,其内在的生命伦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构成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统一——对工程伦理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的反思

自然主义方法预设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同一,这一理论思想对西方各工程社团职业伦理章程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主义方法忽视“我”“你”“它”之间关系的生成性与复杂性,继而忽略“我”与自身、“我—你”“我—它”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关联,从而导致自然主义方法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造成“是”与“应当”的断裂。场景叙事研究方法直面工程生活实践本身,一方面从哲学上预演了“做得好”和“活得好”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我”与“脸”的相遇表达出“我”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同时又以时间为向度确证“好的生活”是“我”同“你”“它”一起的生活。通过构造“我”朝向工程生活的现实践履“应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而认识、理解、接纳“我”“你”“它”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多元复杂的价值关联,场景叙事研究方法打通了传统工程伦理研究中“方法的断裂”。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底蕴深厚、意涵丰富、特色鲜明,应当受到今人礼敬。为了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于先秦时代的文化经典,通过文献解读、比较论证和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得民心顺民意,协商举贤以及“谋及庶人”等重要理念和观点,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和实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富含现代民主的养分,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出一条现代民主的道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实际上已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丰厚滋养。研究还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在人类文明史册中独树一帜,当代中国具有民本特色的民主政治实践,包括党的群众路线的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日益完善等,正在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人民民主,即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古代司法职业伦理研究——从现实问题到历史镜鉴

中国古代的司法职业伦理,主要表现为对司法职位和司法角色的伦理要求,既包括司法职位作为具体机构所要求的外在伦理维度,也包含从事司法工作作为特殊群体所要求的内在伦理维度。司法职位伦理体现于入仕选官、考核考课、司法回避以及司法责任等制度中,司法角色伦理则分别从伦理道德的原则性标准和具体行为标准对司法官吏作出要求,并对典型司法官员的个体角色伦理进行了渲染。以古代司法职业伦理为镜鉴,现代司法职业伦理需在有效区分司法职位伦理与司法角色伦理基础上,重视司法角色伦理的培养;加快司法权的“去行政化”,形成专门的司法职业意识;凸显司法职业伦理的“职业化”,明晰具体的适用界限;确保司法职业伦理具有实践性,表现出可操作性、约束性和有效性。     

论青年毛泽东的主体性教育思想

青年毛泽东的主体性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旨在救亡图存、强国新民,主张“三育并重、身心并完”,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以及“自动学习、自力研究”。青年毛泽东与众多爱国青年一道,以工读新村建设为契机,为主体性教育思想的探索作出重要的贡献。青年毛泽东的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参与、激励和增能”三个特质对于理解“中国梦”的“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伦理道德为视角的孟子和康德哲学的异同分析

在人性的本质上,孟子和康德都认为人是向善的;在人存在的目的和类本质上,都是以一个“目的”和一个“手段”最终实现两者的统一。而在对认知能力的认识上,孟子以人为出发点,以“四善端”维护儒家秩序的规范;康德以理性为出发点,追求理性自身,把人理性的高度作为伦理秩序的实现。     

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演变与回归

格非小说研究至今已有30年,成果不计其数,但仍有不足之处。拿“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来说,二者看似毫无关联,实则联系紧密,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才能直观地把握格非小说从“乌托邦”转向“反乌托邦”又回归“乌托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洞察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隐性回归,全面地梳理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复杂演变,准确地解读贯穿格非小说始终的乌托邦叙事思想,从而弥补格非小说研究的空白。“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回归,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又是乌托邦积极意义的必然要求、个人生存发展的刚性需要,还是格非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演变”与“回归”,格非向我们展现了“乌托邦”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安”可否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判准？——从“女安则为之”谈起

针对“安”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判准的讨论,以《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文本为据,从“女安则为之”出发,通过文本解析、“安”的伦理分析、“安”之外的伦理考虑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研究发现,宰我和孔子在“三年之丧”的讨论中孔子提出了“女安则为之”,“安”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就在于良心可否作为伦理行为的标准;良心有其主观性以及客观限制,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与其客观价值不相符合,孔子着重伦理教育的重点在于能恰当正确地感受和表达情感,让良心所判断的行为价值能与其客观价值相符合,可见“安”可以作为儒家伦理实践的初步内在判准,但不是“最终”判准或“唯一”判准,仍须尽力合乎客观伦理道德标准,努力培养“正确良心”。     

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

在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被异化为国家实现权力集中的手段,进而成为被独裁者操纵的暴力工具,“国家尊严”“民族尊严”成为践踏个人尊严、实现独裁统治的道义力量和煽动口号。在当代法治中,“人的尊严”是人类汲取战争教训的积极成果,并已成为国际法准则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原则,成为所有人权的价值依据和伦理基础。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之间是一种既相得益彰、又相互拮抗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对法治国家和公民行为都具有指导意义,警示我们既要维护国家尊严,也要严格保护个人尊严。     

《化书》道教伦理思想探究

《化书》乃五代时期道教之经典,其中颇为丰富之伦理思想竟为学界所忽视。它视角独特地从生物学上寻找人类伦理之源;痛斥当时道德堕落之状况;认为伦理教化之根基在于帝王无为寡欲,清正爱民;其实施策略即为与民同甘共苦,倡导平均,厉行节俭;其伦理理想则为由人人平等而至天下大治。这是融儒家、佛家思想于道家之中的伦理创新,是中古道教伦理思想之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