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阶段成效、存在问题及完善对策

对国家林业局随机抽查的10个省（区）、20个县、40个乡（镇）、80个村800户农户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显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分林到户后农民造林护林的积极性显著提升;农民造林及林地流转收益权逐步得到保障;合作社在促农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款基本到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林权证登记不规范,发证管理与经营需求脱节;扶持农民营林增收的资金、技术、服务难落实;农民很难也很少用林权证抵押贷款;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农民营林致富的作用不强;公益林补偿标准偏低,商品林采伐受限。结合各地在深化改革阶段的创新实践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提出了推进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明确集体林地发展定位,引导集体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吸引社会资本进山入林,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林权改革:如何使“双重属性产权”并行不悖

森林资源广泛的经济价值使国内外关于林权界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意义的产权上,而林业资源无法替代的生态功能决定了它有着不可忽视的环境产权特征,两种产权范式具有不同的目标、追求与结果．如何使双重产权并行不悖,是中国林权改革的重大问题。为此,通过对双重属性产权不同的人格化代表、不同的效率目标及不同的功能定位分析,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度构建将林权经营放在共同遵守的经济秩序与社会规则中,以实现双重产权的相容互盈。     

林权改革政策的乡村“变通”

自2009年开始,G省全面推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农村制度变迁,但部分地区是通过制度变通的形式得以执行的,即实行集体经营"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临时搁置矛盾纠纷;而原有林权运作中的关系产权、国家的政策网络,以及乡村街头官僚的互动作用,是引发变通的主要原因;它们执行结构的构成及其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政策运行中"国家在社会中"的形态。     

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障碍与对策研究

着重从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与收益权四个角度提出和阐释了影响林农行使各项权利的制度障碍,建议通过减少采伐限额约束、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科学管理炼山行为等措施构建完整的产权制度。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开展对于推进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湖北、安徽、河南3省4县市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进行调研,深感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当前,需通过扩大公益林林权改革试点,逐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林权登记制度,推进担保体系建设;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来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社会联结与乡村振兴——基于山东省东平县的实证研究

以山东省东平县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村产权改革的具体现状及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与社会联结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并将社会联结划分为利益联结与组织联结两个维度。研究发现: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产权制度基础,即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越合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产权制度基础就会越牢固;社会联结在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与乡村振兴二者的正向关系中起着中介调节作用,即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越合理,利益联结程度就越强,组织联结效度就越高,乡村振兴的基础就越稳。     

欧盟新内生发展模式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新内生发展模式”是目前欧盟地区进行乡村建设的主流模式,其所依托的“LEADER计划”采用“项目式”的管理方式,具有自下而上的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多方合作参与等特点。从地方实践来看,我国目前的乡村振兴战略依然延续“项目式”的建设模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但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群众参与不足,创新性缺乏、项目类型单一等问题。借鉴欧盟“新内生发展模式”,我国乡村振兴在“项目化”运作过程中要以创新为导向,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以地方为主导的项目需求形成机制、科学的项目评审机制和多元化的管理监督机制,加强地区合作,用高质量的项目来引领乡村振兴建设,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和归宿感。     

产权及其对国企改革的启示

产权具有激励、约束、资源配置、降低交易费用、保障协调等功能。由于国有企业忽略人力资本产权及存在"搭便车"现象,因而缺乏效率。其改革方向不仅要使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与其产业定位相对称,更重要的是科学界定人力资本产权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     

林业结构改革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

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奠定我国集体林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我国集体林业生产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已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集体林改的规范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性实践研究,与国外的相关比较研究鲜见.我国集体林业所有制和日本民有林的性质极为相近,且均为小规模经营,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日本推进林业结构改革政策是在林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山村人口急剧流出,低价进口材打压日本国产材,林业生产经营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自1964年《林业基本法》实施以来,日本展开林业结构改革,先后采用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和政策,严格制定计划和标准,构建融资平台,采取差异性措施等手段,奠定了日本林业现代化的基础.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应该立足国情,加强理论研究,完善和健全法律法规,把握林业生产经营特点,注重林改硬件和软件改革同时并进,加强林改工作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明确实施主体的差异性,构建系统的管理协调机制等.     

环境变迁、集体林权改革与林业经济增长——以广东为例

从林业管制放松视角,基于扩展的C-D生产函数,利用广东省林业经济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经济环境变迁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林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木材市场环境的改善对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尽管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却显著地激发了农民的林业生产积极性,突显出对林业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遗产税:我国家族企业调整产权模式的推动力

按照国际惯例,政府征收遗产税主要针对高收入群体。目前,家族企业主是我国最富有的群体之一,在我国家族企业现有的继承管理特征条件下,开征遗产税会导致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时大量的财产外流,维护家族财产的企图会推动家族企业调整现有的财产集中在一人名下的产权模式,成立家庭财产委托机构,以家族合伙产权模式达到延期缴税保持财产的目的。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确权的监测报告——以江西省为例

"明晰产权、分山到户"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的核心,2011年通过对江西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林权确权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江西省林权确权工作进展顺利,主要表现为集体林改中农民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林地产权落实到位、农户对家庭林地勘界结果清楚,林权纠纷数量逐步减少、村级组织是林权纠纷调处的基础力量。但同时发现各地林权纠纷现象普遍,有许多新的纠纷出现,纠纷原因复杂且呈现动态性,没有调处的林权纠纷还有两成左右。林权纠纷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农户对已调解的林权纠纷满意度不高,不满意率占到31%。为此,建议调处工作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提高山林纠纷调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以维护林区社会和谐发展。     

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路:产权改革

面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偏高和加入WTO的"内忧外患",国有商业银行的深度改革已势在必行,其中产权制度改革是关键,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路。     

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的现代化改革及其法治保障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的现代化改革是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方面。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经验表明：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应当遵循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效能的规律、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规律。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应当坚持改革与法治相伴而生、同步推进,坚持以法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在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中完善对集体产权改革的法治保障。从科学立法、法治政府和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法治监督、法治社会和全民守法等多个法治维度全面实现对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治保障。     

我国农地产权的法律主体与实践载体的变迁

本文从法律、政策及实践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律主体及实践载体进行了考察。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公有公用"和"公有私用"4个时期,不同时期土地产权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受益权及处置权的归属和配置不尽相同,产权的法律主体和实践载体也屡有变化。改革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基本核算单位及集体产权主体从公社所有到生产大队所有再到生产队所有不断下沉;在废除人民公社过程中,不同省市和地区在乡镇、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的建置及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设置方式上不尽相同,对原有集体土地的产权归属做出不尽相同的制度安排。但从法律、历史及实践来看,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本身并不是集体经济及集体土地产权的主体,绝大多数地区村民小组(原生产队)及其集体单位是集体土地产权的真正主体和载体。为此,当前必须正本清源,进一步清理、明晰和固化集体产权主体,推进村级"经社分开""村社分离",在确认和保障农民及农民集体完整的土地产权的同时,让农村土地等集体资产和资源真正流动起来,促进农村及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现代产权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市场经济运行是以产权规则的设置与完善为前提的.明晰界定的产权是形成合理的价格、促进市场交易与竞争的基础.产权是构造责、权、利内在统一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提供稳定预期的制度保证.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是一种产权制度的运动形式.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分析和产权改革实践

财产和产权是决定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两个关键因素,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民财产转化为财产性收入。在产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和总结了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进行的农村产权改革实践,并提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新路径。     

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改革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探索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模式.从西方国家国企改革的不同模式分析出发,探索了西方国家国企改革的共同规律,指出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应注意的问题,这对于当前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有现实意义.     

我国环境产权公平问题及其对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环境产权公平与效率呈现辩证统一的关系.本文从行为主体(微观)、区域(中观)、代际(宏观)等层面上具体分析我国现阶段环境产权不公平对环境产权效率的影响.在微观上,环境污染主体对环境公共产权损害和补偿中的权利的不公平,损害他人的生存权利;在中观(区域)层面,城乡、东西部环境产权的不公平影响环境产权效率的提高;在宏观和代际层面,现行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对后代的不公平.我国环境产权的不公平还呈现代内、代际的环境产权的不公平相互叠加的特征.改善环境产权的公平性、推进环境产权公平与效率的协调需要采取综合性对策.     

产权改革背景下农村集体成员权的权利结构与功能实现

集体成员权是复合型权利,主要包括共益和自益两方面的功能。农村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使成员自益权得以实现,但也使集体成员的身份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日益分离,自益权和共益权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最突出的表现是产权改革后农民集体由封闭变开放,集体成员身份多样化、集体事务管理趋于复杂化,对农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自益权属于实质性权利,是实现成员权经济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主要途径;而共益权属于程序性权利,以实现成员责任的承担为主要目标。为了实现集体成员权财产和身份方面的双重功能,集体产权改革进程中应实现权利到责任的转变,通过责任机制的构建实现成员共益权,保障集体成员权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