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

春秋时期是礼乐制度崩坏的时期,也是礼学思潮兴起的时期。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表现在礼的地位的提升,礼的根源的追溯,礼的价值的反思,礼的涵义的辨析,礼治内容的重新诠释。     

春秋时期的狱讼初探

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发生变化,战乱频仍,一些贵族为争夺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导致狱讼案件发生。各级司法官依照礼审理和裁决狱讼案件,使因狱讼而被破坏的礼治秩序得以回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礼”在春秋时期仍占据统治地位。     

春秋战争礼考论

春秋时期虽有“礼崩乐坏”的趋势 ,但实际上周礼传统仍然在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 ,规范着他们的言行。春秋战争中是否存在着礼 ,一直存讼不休。子鱼、墨子等人否定战争礼的存在 ,而孔子、司马迁等人则肯定战争礼的存在 ,并对坚持战争礼的宋襄公给予很高的评价。考绎春秋历史 ,诸如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不伤国君、不杀厉等等 ,无不证实了春秋战争礼的存在。春秋战争礼的存在 ,不仅关乎各邦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对春秋社会结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论荀子之礼与孔孟之礼的同异

本文将荀子的礼思想与孔子、孟子之礼思想作了比较,更好地厘清荀子礼思想的特点,同时能更清楚地看到,孔子、孟子的礼重视修身养性,属于社会成员的自体规范,而荀子的礼注重治理社会和统一国家,则属社会现实时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因其生活的时代不同,各自所推崇的礼的作用也不同,但对于中国的礼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维护与崩坏的抗争——春秋礼学思想产生的动因

从“礼”的角度来审视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是王室衰微,诸侯力政造成“礼崩乐坏”的动乱社会;另一方面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依然维系着世道人心,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形成礼乐崩坏与维护相抗争的情形.鉴于礼在现实社会的重要作用,为了寻找治世的良方重建社会秩序,人们开始对礼的意义展开思考,以提升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以礼救世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推动了春秋礼学思想的产生.     

以道观礼--老子之礼学

老子礼学呈现强烈的批判性。老子从道的高度考察礼,批评礼和礼治在政治层面的危害性和理论层面的不合理性;将礼的神学根据———天、帝、鬼神置于道的宰制之下,并从本原论方面予以证明;在论述学道方法的同时,讨论了学礼的方法———“益”;但是,老子将“道治”的实现寄托于天子、诸侯,违背了其圣人“以道莅天下”的理想化设计,还对丧礼和祭礼有所肯定。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

有见于社会政治及社会思潮的混乱,宋初的某些士大夫重视思考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张载就是其中一位。他找到稳定社会的工具是礼教。张载不仅"躬行礼教",而且发展了"礼"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礼学思想。将主要从礼的学理、践行及意义方面,来论述张载的礼学思想。     

论荀子礼学的三个“统一”

采用文献法、比较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统一性＂为中心,考察了荀子礼学的三个特征,认为荀子礼学思想的＂统一＂性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春秋礼治思潮略论

春秋时期针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在当时各国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礼治思潮;礼治思潮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反思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广泛的思想观念的探讨,商周宗教迷信思想和文化观念被扬弃,人文思想勃兴成为春秋时期文化的显著特点,此后人文的方向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西周与春秋易学二题

由于时历久远,文献不足,人们对西周、春秋时期《周易》文本流传、易学发展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笔者所论主要及于两个问题：西周时期《周易》文本流传的问题和由《易象》引发的鲁国史官易学问题。笔者以为,西周时期《周易》即应有所流传,不仅止于周、鲁有之;《易象》应为鲁国史官易学之成果,而《左传》记载穆姜言“元亨利贞”一节也应是其内容之一。     

春秋时期人文思想评析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开始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理性的人文精神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对传统的神人、天人及人与自身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形成了兼具道德性和自然性的人文思想,进而实现了由对天神的迷信向以人为中心的新观念的转变。春秋末期的孔子与老子这两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前人思想,形成了他们独特的人文思想体系。     

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春秋行人辞令的特色与春秋时代对礼的推崇有重要关系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春秋至战国时期修辞风格的嬗变

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物质条件和人的思维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带来了修辞风格的巨大变化。其表现是:从简约到繁丰,从质朴到夸饰,从温婉到峻切,从叙述到议论。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时,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战国时著述之多,不仅促进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保留大量古代典籍,扩大传播的覆盖面,延长传播的时效性,其传播学意义显而易见。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书籍编纂经验,总结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

春秋时代的大变革和大国争霸,为欺诈肆行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华夏社会发起了反欺诈行动,诚信观念从中被实践、总结和提升起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取信于天下和取信于民,是春秋时代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反对短期行为,主张从长远处看问题,呼吁国家无论大小都要以诚相待,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保于信”,“民无信不立”,信誉是聚拢民众的先决条件。背信弃义就会丧失民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会失败。春秋时代所主张的个人诚信,基本内涵为个人对国家诚实守信与一般人伦上的互信两个层次。华夏社会赞扬诚实守信,谴责欺诈行为;呼唤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把守信看作立身的根本;“守命共时”,不做非分之想;要求人们“信不叛君”,守信“以卫社稷”,把守信与爱国联系起来。孔门师徒在总结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信于神明是春秋时代诚信观的另一个侧面,祭祀和盟誓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取信于神”的旧瓶子被装上了“取信于民”的“新酒”。轻亵祭祀和肆意渎盟事件时有发生,鲜明地表征着华夏社会的主体性自觉,这是春秋时代诚信观念提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春秋时代的诚信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

在商代和西周,祭祀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祭祀依然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祭祀权与王权合一的局面被打破,祭祀权作为权力的象征正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危机.与商代、西周相比,祭祀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西周以来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的祭礼,在春秋时期处处显得不合时宜.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相矛盾.由此,祭祀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时传达政治的意义,有时传达个人的意志,有时甚至徒具形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祭祀的政治传播功能在逐渐地丧失,并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