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识别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较高层次的空间组成形式,其城市韧性的提升对建设韧性城市、促进城市群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测度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并识别其障碍因子,构建了城市群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关中平原城市群2011—2020年各城市分系统韧性和复合系统进行分析,进一步使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位于中等韧性水平,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西低,中间高”的倒V形。具体而言,经济系统韧性以较低韧性水平和中等韧性水平为主,社会系统韧性以中等韧性水平和较高韧性水平为主,生态系统韧性以较高韧性水平为主,而基础设施系统韧性则主要分布在较低至较高韧性水平之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全社会用电量因子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从分系统来看,社会系统始终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关键系统。研究表明,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城市群产业集聚对城市房价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异质性分析

基于地方化经济水平及城市化经济水平两个方面衡量城市群产业集聚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比较分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对城市房价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群产业集聚对城市房价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从地方化经济水平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程度的提高会促使本地房价上涨,但相邻城市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程度提高会抑制本地房价上涨;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及其相邻城市制造业专业化集聚程度提高均会促使本地房价上涨。从城市化经济水平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城市及其相邻城市产业集聚总量水平增加均会抑制本地房价上涨;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及其相邻城市产业集聚总量水平增加均会促使本地房价上涨;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产业集聚总量水平增加会促使本地房价上涨,但相邻城市产业集聚总量水平增加会抑制本地房价上涨。     

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及障碍因子识别

成渝城市群作为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提升其城市韧性水平对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仍停留在韧性评价、时空特征分析上，对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的分析较少；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缺乏对西部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针对性研究；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制度等维度，对“人”这一承灾体在城市韧性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够重视，作为城市的承灾体——人的因素没有被纳入城市韧性研究中。人既是致灾因子，也是承灾体，人口要素对城市韧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文章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基建—人口”五维评估框架选取26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10—2019年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对其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从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来看，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呈逐渐上升态势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城市韧性整体水平较低，较低韧性和低韧性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在空间上呈现出“西...     

基于多维视角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也是我国重点规划的三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的主要目标和战略路径。目前,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及世界上主要世界级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可从多维视角,运用全局发展思维,从世界级城市带动、三大城市群分工协作、城市群内部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四个维度探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路径,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与演进特征研究

运用首位城市规模、4城市指数、变差系数等指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四大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特征进行比较;结合1994-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区人口,利用Zipf法则、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城市规模演进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整体不高;首位城市带动作用不强;城市体系演进呈先集聚后分散的发展特征。应当从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完善城市体系结构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竞争力。     

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探究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显著增加地区经济韧性,且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调节效应显示,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受人力资本的正向调节;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数值时才能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经济韧性的增强作用具有溢出效应,技术创新不仅能提升本地区的经济韧性,也对临近地区的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建议促进经济韧性发展,从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着手,激发经济活力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发展研究”特色栏目征稿启事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皆为我国重要都市圈和经济带,京津冀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中国城市资本回报率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及其原因

将关于中国区域资本回报率的研究从省级层面拓展到地级市层面,有助于厘清中国区域发展的“南北分化”“一市独大”等问题。通过对321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间的资本回报率差距总体在扩大,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俱乐部收敛”现象：从城市等级看,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分别出现了俱乐部收敛;从城市群看,京津冀、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呼包鄂榆、兰西城市群各自出现了俱乐部收敛。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有机构成的趋同是这些城市群体资本回报率收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在促进资源要素向资本回报率更高的中心城市、城市群集聚的同时,加强区域内、区域间科技合作,实现技术进步速度在更大范围内趋同,是改善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的关键。     

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金融集聚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8—2021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并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期看,科技创新在冲击抵御与恢复调整两个阶段对城市经济韧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强化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因此,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水平、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对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至关重要。     

城市群利益冲突初探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聚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当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逐渐增加时,便形成了城市群。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还有辽中南、武汉城市圈等次级城市群。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是,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之间和城市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利益冲突,并通过企业、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出来。这种利益冲突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并善加引导。     

“京津冀发展研究”特色栏目征稿启事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皆为我国重要都市圈和经济带,京津冀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     

中国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

从数字贸易的特征出发，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数据熵值法测度中国十大城市群127座城市2011—2019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其动态演进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十大城市群2011—2019年数字贸易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贸易发展较好的城市群是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上海市、杭州市五座城市为引领。(2)十大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是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3)十大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梯度效应和多极化现象；各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稳定，改变类型的概率相对较低。(4)总体、成渝、海峡西岸、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收敛过程。基于此，对城市、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不同层面的数字贸易发展提出明确定位、优化布局等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城市群内部竞争的环境污染效应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环境质量改善是城市群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维度。文章采用中国十大城市群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内部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内部竞争会加剧本地污染,且同群城市之间的竞争会强化污染物空间联动性,即群内城市在“增长竞赛”中引致污染排放加剧的同时,也会导致群内其他邻近城市环境污染加重。机制分析表明,开发区设立和政府举债建设均是城市群内部竞争导致污染排放加剧的重要传导机制。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2017年前,各城市群内部竞争的环境效应以污染效应为主,且发达城市群内竞争的污染效应较为明显;2017年后,各城市群内部竞争的环境效应以净化效应为主,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成渝等四大城市群的净化效应最为显著。     

高铁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及差异性研究——基于经济周期协同性视角

完善长三角高铁网络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基于2001—2020年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的相关数据,从经济周期协同性视角测度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多期DID模型与分位数回归结合,就高铁开通运营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整体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大致分为3个阶段;分区域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具有明显的内部差异;高铁建设运营能显著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高铁效应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分位数差异,高铁开通对低一体化水平城市发展的推动效应显著强于高一体化水平城市。     

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分析——以京津冀为例

在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秉承高质量发展理念,构建了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物流相关统计数据为依据,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障碍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京津冀13个城市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各城市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程度不同,河北各城市在物流产业供需方面和物流产业效率方面,与北京和天津有较大差距。北京和天津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其他区域有待进一步增强耦合协调性。障碍度模型分析发现产业效率支撑、科技教育支撑和产业供需支撑是排在前三位的制约因素。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制造业是影响物流产业发展的最大影响产业,其次是住宿餐饮业。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需要重点从物流产业供需、产业创新、产业效率方面着手。     

中国四大城市群区域物流能力评价研究

区域物流能力的提高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我国区域物流能力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从物流需求能力、物流设施与经济能力以及物流发展潜力3个层面选取10个指标构建区域物流能力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TOPSIS综合模型对我国四大城市群区域物流能力进行评价,分析比较各区域物流能力水平差异。结果表明：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区域物流能力的现状,四大城市群区域物流能力优劣顺序依次为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四大城市群区域物流能力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内一体化市场，然而地区间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始终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要素流动，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始源地，是双循环的重要承载地。技术创新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相对价格法、绝对偏差法、变异系数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与总体市场一体化指数。其次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计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及其细分类型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看，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市场一体化总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内城市群看，江苏9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及商品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浙江9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安徽8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文章创新性地将市场一体化内涵拓展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将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纳入研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文章结论对于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体系演变与 区域经济增长

依托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进程,形成分工协作的扁平化城市体系,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群逐步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在中心城市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城市群首位度的降低和中心城市功能的转变,有助于提高城市群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构建基础设施共享机制、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是提升区域经济内涵增长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