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的艺术——“诗画一律”新探

诗和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画能观而不能言 ,诗能言而不能观。造成这一差异的最直接的因素是两者使用的符号不同 ,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诗以语言文字符号表情达意 ,画则以线条、颜色来表现。中外理论家又指出 :在这两种不同的艺术中还存在着相通之处。“画是一种无声的诗 ,诗是一种有声的画”① 这是十七世纪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所言。中国宋代诗人苏轼也指出王维的画是“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可见诗、画都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符号局限 ,拓展了表现天地。本文试图从诗画互通的客观条件、主体意识和文本表现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客观条件1、毛…     

关于“理解”的理解

对“理解”问题的解读和探究,可以在哲学上彰显出许多富有启示性的理论进路。“理解”的可能性依据既不植根于知识论的预设中,也不植根于先验的逻辑规定中,它只能植根于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历史-文化存在的开启中。只有回归于存在论的维度,才能领会“理解”之可能性。从逻辑预设上去揭示“理解”的基础,仍然不过是假设性的,它的真实的奠基,只能到人所从属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找。     

《易经》的辩证“多值逻辑”

“多值逻辑”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逻辑学新分支,它主要是论证一个命题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值。这种逻辑思想,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及斯多葛派逻辑学中已经有了,但并未定名。那时已经承认一个命题可以有真、假与或然(不定)三个值。到了本世纪初,有麦柯尔,皮尔士,维萨里耶夫以及卢卡西维茨,则认为一个逻辑命题还可以有二个以上的乃至无限个值,于是便产生“多值逻辑学”。量子逻辑学也被称为多值逻辑,它否定排中律在微粒子运动中的有效性,但承认遵循排中律的三值逻辑是它的特殊情况。实际上,量子逻辑学是人类“对立思维”逻辑的反映,是从抽象同一思维逻辑(形式逻辑)向具体同一思维逻辑(辩证逻辑)的过渡环节和形式。这里不准备展开论述。     

“荒诞意识”之我见

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荒诞意识讨论中,我觉得有些问题值得商榷。如一种意见认为:荒诞只是一种手段,荒诞作家也追求理性,而且和我们的理性概念是一致的。倘若这一立论成立,那便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荒诞作家的理性和传统理性是一致的吗?既然一致,又为什么把他们称作“非理性主义”呢?难道在“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可以划上等号?如果这种意见是想说明:荒诞作家归根到底追求的是一种“荒诞理性”——也算是一种理性的     

王夫之论“诚”

<正> “诚”是王夫之哲学的重要范畴,目前学术界理解也不尽相同.本文据王夫之的具体论述.粗略地区分其对“诚”的不同哲学规定,探讨其“诚”论的逻辑结构。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庸》最早从天、人、物三个方面对“诚”作出哲学和伦理学的规定.《中庸》而后,许多思想家都谈到“诚”,特别是在宋明哲学中,“诚”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多方面地加以规定和论述.王夫之的“诚”论总结了前此“诚”论的发展而直接继承了张载。张载把“诚”规定为“实”,又释之为“有”,王夫之则把“实”和“有”结合起来规定“诚”。“实有”是对     

矛盾可以“一分为三”吗?

矛盾不是指简单地把一个东西分成两个或几个部分、要素,也不是指事物、系统的结构,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同义语和通俗表达。“一分为二”的“二”只能是指事物本质规定中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才构成矛盾。把“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多”看成是对“一分为二”的纠正、补充和发展,这是没有正确理解矛盾的基本含义,是难以成立的。矛盾只能“一分为二”,而不能“一分为三”。     

《1844年手稿》的逻辑主线究竟是什么?——兼评“两种逻辑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逻辑主线,不是流行看法所认为的“异化劳动观”,而是马克思初步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马克思正是以实践观为逻辑主线,将《手稿》思想体系各组成部分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此外,《手稿》中并不存在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两种对立逻辑”(唯心史观性质的异化劳动逻辑、客观唯物主义逻辑),而是只有一种逻辑———以实践观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逻辑。     

也谈决定作用问题

<正> 人类历史中是“只有一个决定作用”,还是“有两个决定作用”,这个问题兼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应当把它搞清楚。为了解决好这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我们应持这样的态度:一要完整地理解有关的经典论述,避免断章取义;二要从概括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中来立论,不搞抽象的逻辑推演;三要主动地求同存异,力戒走极端的片面性。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决定作用”和“有两个决定作用”这两种看法,应该统一起来,而且可以统一起来。     

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经学——兼议克服对中国哲学的历史主义的理解

作为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世界哲学”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地理的”概念（外国哲学),另一个是“逻辑的”概念（普遍哲学）。而后者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定义：（1）名义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2）事实上的弱意义上的世界哲学;（3）名义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4）事实上的强意义上的世界哲学。本文将要在概念分析与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论证如下命题：当“世界哲学”在（1）或（2）的意义上使用时,“作为世界哲学的中国哲学”这一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中国经学中所体现的语言哲学可以是“世界语言哲学”,我们根据汉语言语实践所做的语言哲学可以是超越汉语而普遍为真的。     

论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的根据

在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联系”是一个最简单的规定,把它作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可以的。我也以为,通过一定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确认“联系”是唯物辩证法中最直接的范畴,这对确立联系之为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是首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这因为,只是抽象至极的范畴不见得一定就能成为起点,要成为逻辑起点的东西,还必须是整个体系得以建立的根据和基础,从它出发,可以而且必须逻辑地产生出理论的本质、逻辑的基项以至有机的体系;不具备这一条也就意味着它缺少成为逻辑起点的条件。同时,联系范畴是唯物辩证法体系中最直接的规定,是否已经毫无疑问了,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为这个体系由以建立和丰富的根据。因此,对联系范畴是唯物辩证法范畴体系的根据的说明,     

等号的妙用

等号,在数学上不过是表示两个等量间关系的符号。可是,等号到了“四人帮”手里却有了奇妙的用途。 比如,他们要为篡党夺权扫清障碍,便用等号串成这样一个公式: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人=民主派=走资派。而走资派又都是“不肯改悔”的。于是,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就均在“卡吃”掉之列,方法就是“一斗二批三枪毙”。这样一来,     

“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包括各种经济哲学体系,均有自己的逻辑起点或“假定”。从这个逻辑起点或“假定”出发,按照逻辑规则顺序,可以建构出一个自圆其说的形式体系。起点的选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着选择者对有关问题的根本看法和立场,同时也从根本上表现着该体系与其它体系的区别。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的品位和质量,首先是由其逻辑起点或“假定”选择的品位和质量决定的:错误的理论体系,往往起因于它的逻辑起点选择有错或不准确;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首要要求,是其逻辑起点选择必须正确无误。一、不能把《资本论》逻辑起点搬用于邓小…     

“逻辑在先”与“逻辑上在先”

“逻辑上在先”,是指在理论展开顺序上,较为抽象的范畴、命题相对于较为具体的范畴、命题具有在先性。体现这种在先性,是建构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包括哲学体系所应遵循的普遍原则。“逻辑在先”则是指以逻辑称谓的概念体系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在先性,它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唯心主义理解。这两个命题在涵义上是迥然有别、不可混淆的。近十多年来流行着一种把“逻辑在先”混同于“逻辑上在先”去加以肯定的观点,这是很为不妥的。     

略谈“反逻辑方法”

人们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有时运用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演绎与归纳等逻辑方法,未能达到目的,靠灵感、机遇、直觉、移植等方法反而突然获得了预期结果。有些同志把后一种方法称之为“创造性思维方法”或“非逻辑方法”,我认为这是欠妥的。因为高度逻辑化的数学方法也可以说是“创造性思维方法”;运用灵感、机遇等方法寻求真理并不是对逻辑方法的否定,因此不能称之为“非逻辑方法”,只能说是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方法。我认为可以称这种方法为“反逻辑方法”。所谓“反逻辑方法”,就是同逻辑方法相对立而存在的一种获得新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具有模糊性、偶然性、瞬时性和创新性。所谓模糊性,就是说它不象逻辑方     

维特根斯坦美论:从“本质”到“家族相似”

维特根斯坦在一则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科学的问题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是不能真正迷住我。只有观念的和美学的问题才能迷住我。”由于他在“观念问题”和“美学问题”这两个领域中的创造性的工作和卓越的成就,他不仅成了二一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且成为有着巨大影响的美学家。但他并没有写过专门的美学著作,他对美学问题的许多看法也只是散见于他的两部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以及大量的笔记、谈话和讲演中。其基本思想也可以较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前后变化同他在哲学上所实现的转变是密切相关的。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思想上发生过改宗式的大变化:他先后创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有独创性和巨大影响的哲学,而第二种哲学又是他本人对自己早期思想体系批判的产物。这在哲学史上也许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变化从哲学上讲实质就是从关心所谓的形而上学结构或世界的本质而转向关心语言的“使用”。也就是从一种神秘的本体论立场转向彻底放弃对不变、普遍本质的追求。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和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这种发展就表现在他从承认美的统一本质走向否定美的统     

论“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

“应用逻辑”这个概念,康德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把它作为逻辑学分类的一种使用。康德将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先验逻辑”、“特种逻辑”,然后再将普通逻辑分为“纯逻辑”与“应用逻辑”。在康德看来,应用逻辑是对于知性及其必然的具体应用规则的表述。而康德所谓的具体应用则是在偶然的、主观条件之下的应用,这些条件可能阻碍、也可能帮助其运用,并且,也都是经验中给予的。他认为应用逻辑要研究注意力及注意力的障碍和因而产生的后果,要研究错误的来源、研究怀疑、踌躇与信念的种种情态等等。后来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也认为这种相对于纯粹逻辑的“应用逻辑”,乃是一种从事于具体认识的逻辑。因此他说,“因为     

“发展”这词的三种意义

讨论“发展”或“社会发展”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发展”这个词的多义性。在当今一般的使用中,“发展”这词主要有三种意义:在辩证法的序列中由一个概念向下一个概念进行,走向技术社会,变迁。在第一种意义上,发展这词的意义是由黑格尔阐明的。关于纯粹思维规定的辩证的演进,有“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之说,即把社会发展看作与一系列逻辑概念的辩证进展相一致。这些逻辑概念的每一个都代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或子阶段的“时代精神”。至少其中几个主要概念如此。我国哲学界现在公认,黑格尔这一学说,只要把其“头足倒置”的情况颠倒过来,也就把其“合理内核”建立到唯物主义基础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黑格尔的     

“现在”与“依他起”

《成唯识论》因果理论的思考开端是“因果不失”,而逻辑开端是“现在”概念。“现在”概念,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意为“显现在前”,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现在”概念作为《成唯识论》因果理论的逻辑开端,它与“依他起”有相同的所指,而在意趣上稍有不同。     

关于“价值悬设”的遐思

1．价值悬设，在主张哲学是一种科学体系的学者眼里，是一种先验的逻辑设定，因为它首先假定了主体的理想状态，或抽象的本来状态，然后要求现实的不完满的主体去趋向这一非历史的主体本质；而在主张哲学是一个意义的、价值的世界的人文主义者眼里，它是人类为了自己超越自己而假定的一个新的高度，它经常是这种价值哲学的理论逻辑出发点。笔者虽不倾向于把哲学看成一个科学体系，但也不想在此争论哲学究竟是一个科学体系还是一个价值王国，或是一科学知识与价值意义相统一的结合体。这里只想对这种价值议定作些分析与思考。二·先讨论这类…     

《老子》中“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思维原则

黑格尔是对西方辩证思维成果作过全面研究,并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了辩证逻辑体系的哲学大师。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误认为《老子》和中国哲学没有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断言“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中国语言”“还简直没有,或很少达到”“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和独特的词汇”的地步。这说明他对《老子》和中国哲学的偏见与无知。当然,我们不能对一个生活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过高要求,而应当批判地吸取我国历史上丰富的辩证思维成果,以创立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辩证逻辑科学体系。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的目光自然要投向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而丰富的辩证思维体系,即《老子》的哲学。我认为在《老子》的体系中,具有原则和中心意义的,是“正言若反”的命题(从逻辑角度说)。正确理解、分析和评价这个命题,不仅有助于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