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在收入分配上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所有制经济活动主体、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既要确立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又要确立对各种合法收入 (包括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进行保护的立法和机制 ,从而更充分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以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党的十六大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应得到保护”,这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要让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受到保护,关键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从法律上界定收入的合法与非法;二是明确非劳动收入合法有效的途径;三是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保护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新成果,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发展,为"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扫清了思想障碍,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下劳动收入的合理性

劳动收入的合理性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审视:一是在自我雇佣的劳动收入中,是否因资源占有而损害了他人的天然利益:二是在社会雇佣的市场收入中,是否因利益分配而转移了他人的劳动成果.这两个层次的不合理明显地表现在当前中国社会,从而造成了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然而,基于"市场收入等于边际贡献"的逻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对当前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置若罔闻,而以根本不存在的效率最优化来为之辩护.     

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在机理分析中,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进行了分解,得出三个主要因素:系数大小、人均资本及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与此同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浙江省的劳动弹性进行测算,并对浙江省1985-2007年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人均资本增长能够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系数则缩小了资本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造成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私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而工业化进程加快、FDI以及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等因素则降低了浙江省劳动收入比重。     

论对合法的劳动收入的保护及其他

劳动收入有“受动型”和“自营型”两类 ,它们分别处于劳动法律关系和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之中 ,判别劳动行为合法性有劳动主体资格和劳动行为方式及劳动行为后果的合法 ,合法行为所得的劳动收入方得到法律保护 ,而法律将对非法的劳动行为所取得的收入的非法程度予以不同的追究     

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也对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2009年—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这一结果在经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主要通过发挥平均工资效应,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对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分配效应具有启示意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国劳动收入分配应启动社会设置的第二种改革

在中国劳动收入分配改革中,人们意识到“默认规则”内容变革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变革曾是该领域早期改革的起点.随着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造成劳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许多因素,已不是更新“默认规则”内容所能改变得了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初次分配社会设置的第二种变革,即从“默认规则”向“同意规则”转变.     

论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一直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有关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性质也一直是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是在于劳动收入差距最终对经济效率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劳动收入差距的状态相同,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完全可能截然不同。劳动收入差距包括多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不同原因、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不同条件、不同环节、不同因素、不同特征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性质上会有差别,在结构上也存在差别。应该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的复杂性,进而制定合理的劳动收入调节政策,努力实现分配公平和效率提升的目标。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199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能够解释我国最近20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要素禀赋角度来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前期主要是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升高,这导致劳动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劳动价格大幅下降,从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后期主要是预期寿命和老人抚养比升高,这导致储蓄率升高,资本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但资本价格并没有相应下降,因而资本收入份额升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工业机器人、技能结构升级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机器人应用在引发企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将如何重塑生产要素分配格局?为此,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基于学历和岗位双重维度的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技能结构升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占比低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的行业、中西部地区和有政策支持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性投资,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新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新发展理念,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衡量体系,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资本积累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传导机制来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通过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和提升资本生产率,可以有效缓解其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低、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的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双管齐下,在完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稳定实体经济投资,提高资本运行效率。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全球化已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贸易全球化通过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机制产生影响;投资全球化通过行业配置、技术领先和工资竞争机制产生影响;金融全球化通过长期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产生影响。省级面板数据可以验证对外出口比率、对外进口比率、外商直接投资比率、贷款比率、资本总额中利用外资比率指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外资引进力度、深化金融改革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     

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结构分解视角

依据工业行业、细分行业、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构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和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根据工业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地区)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业、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主导作用;(2)根据工业所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根据细分行业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种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8-2013年的数据,这项研究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机理与中国经验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     

劳动争议、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与中国经验

劳动争议纠纷的增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动争议增加将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资本深化现象,而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对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置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作为责任的正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正义原则研究

分配正义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建构的基本共识之一。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规范研究有利于共识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是作为责任的正义,其核心要求是同等劳动努力同等收入,只有能够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才是正义的。劳动努力是每个人对社会合作的责任,促进劳动收入是非劳动收入者的责任。这一正义原则将产权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的正义性建立在对劳动收入的促进上。这就需要论证劳动收入对非劳动收入的优先性,即在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可以促进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努力才应该取得收入;在此基础上,论证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是正义的。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