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嘉靖朝政治

无论怎么说,到了明代嘉靖朝以前,明代的政治格局经历明中叶几十年的发展,均已定型了.这样的格局也大体上是沿袭了自明初废相到内阁政治定型后政治运行的基本关系,即皇权独尊,“大权一归朝廷”,内阁中的阁臣也多能“同寅协恭”,且与司礼监共理,而天下庶务则由五府、六部等执事衙门分理,间有不合国家法度者,由言路负责监察.这种体制的维系,正是此间内阁票拟制度化以后,明代常设的诸机构间按正常的体制内规制的协作,来完成明代政治的常态运转.这就使得明代中叶政治的特点鲜明且非常稳定.     

明代内阁制度与党争

明代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从它确立起 ,阁、部关系就十分紧张 ,阁臣之间亦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任用私党 ,排除异己。同时内阁与阉宦之间时而斗争 ,时而勾结 ,从而导致党祸绵延不断。故笔者认为 ,党争和内阁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这是明代党争激烈的重要原因。     

“有君无臣”论:明清之际崇祯君臣的历史评价与君臣观流变

明清之际的"有君无臣"论,专指对于明代最后一朝崇祯君臣的评价。"有君无臣"论将君与臣做对立观,构成了对明亡事实的一种解释模式。然而在崇祯朝的庙堂之上,君臣之间以政治批评为指向,便时常有这样的论调。至清朝入主,明亡已成事实,遗民们虽怀着对故国旧君的怀念,但对"有君无臣"的结论却持了更多的保留意见。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高调张扬,遗民与清廷两相对比构成了易代之际独特的舆论氛围。崇祯君臣、明遗民与清统治者对"有君无臣"的持论差异,反映出明末清初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     

近代日本政党内阁期的选举运动

考察了近代日本政党内阁期选举运动的历史.研究认为:政党内阁期的两大政党——政友会与民政党依托普选法中制度化规定和自身执政优势,通过地方官的党派调动,迫使知事加深对内务大臣和执政党的依附性,以地方名望家阶层为集票来源,依靠财阀作为主要政治资金捐献渠道,在筹集巨额选举资金的基础上,采取直接或间接干涉选举手段,在选举运动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由于当时金权政治的蔓延,导致选举运动中的收买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政党内阁期的选举运动是一种两党优位制的选举运动.选举运动是体现政党内阁执政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手段.执政党通过选举运动在实现众议院多数议席的同时,借助众议院多数亦可顺利推行其内阁的内外政策.政党内阁期的选举运动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尝试,为二战后日本选举运动奠定了基础.     

试论崇祯皇帝的历史地位

崇祯皇帝,名叫朱由检。清兵入关后,谥号怀宗,后改庄烈帝。南明谥其思宗,后改毅宗。崇祯皇帝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很复杂,对他的评论也是众说纷纭。但究竟如何评价崇祯的历史地位呢?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列宁说:“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于社会根源的方法。……归结于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那么,我们就从崇祯皇帝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他的所做所为。     

密疏与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诸帝多怠政,但世宗嘉靖皇帝并非完全如此。嘉靖前期,他励精图治,中后期虽少临朝或不临朝,他却能牢牢地控制着朝政而威柄不移。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嘉靖朝为明代使用密疏十分广泛的时期,这对嘉靖朝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因而其理政方式不同于以前或以后的诸帝。嘉靖皇帝的理政方式与诸帝相比主要有三个转变,即早朝由勤于理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由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从形式上和表面来看,这三个转变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嘉靖皇帝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之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绝对控制,从而形成了嘉靖皇帝独特的理政方式。     

试论崇祯皇帝的历史地位

试论崇祯皇帝的历史地位董郁奎崇祯帝朱由检（１６１０—１６４４）在天启七年（１６２７）继承皇位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统治，曾作了许多努力。然明最终还是覆亡，他自己也落得个自缢煤山的悲惨结局。对其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张岱日：“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     

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

日本政党和官僚是日本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政治主导"还是"官僚主导"是日本政官关系的争论焦点,贯穿战后日本政官关系改革的历史过程。当前日本安倍内阁时期政官关系改革的方向、特点及其对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呈现出坚持"政治主导"的原则和方向,政党及其政治人物也会加强与官僚的合作,发挥官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官僚的特权地位,这使得政官二者协调统一于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     

舆情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民谣

民谣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不仅用于褒奖善贤,而且用于贬斥奸邪。不仅能够成为发生重要影响的公众舆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宣言和政治主张。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大都重视舆情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对反映民心、民情、民意的民谣也特别的重视,因此,古人有"审乐以知政"的说法。民谣折射出百姓人心的向背,是社情民意的重要信号,同时也是一种良性的民怨宣泄途径,值得社会各界的重视。     

明代官员“忠”谥考论

在明洪武至崇祯朝,可得确证谥"忠"官员共计121人。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这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之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愈近晚明,明人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同时,亦有部分官员因君臣关系相得而获"忠"谥,相对战与谏而言,其谥"忠"缘由较为模糊,君主的个人意愿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明人的观念中,"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臣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忠"被视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忠"谥则将这种境界聚焦于可供效仿之典范人物的言行,既是"忠"之精神的表征,又构成一种促动官员尽忠的外部激励手段。     

论日本民主党政权下的政治决策体制改革

"1955年体制"下日本形成了由官僚和族议员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决策体制。对这种决策体制的改革在小泉内阁时期达到巅峰,其后却出现了倒退。2009年8月政权由自民党向民主党更迭,民主党誓言要打破自明治维新以来确立的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铲除自民党政治的基础———政官商的"铁三角关系",加快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然而,历经鸠山、菅直人以及野田三届民主党内阁之后,民主党政权下的政治决策体制改革究竟取得哪些进展?尚存哪些问题?今后前景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莫迪被逼“疗内伤”

正大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阵痛,甚至带来"内伤"。这些"内伤"一旦与国内宗教与民族矛盾交织,就会对推行改革形成根本性制约。当前"印度教至上主义"理念持续扩散,极端民族主义势头不断蔓延,莫迪政府推行内政外交新举措面临巨大压力。虽然这些内阁部长辞职的原因各异,且外界也无法确定这些新任部长未来能够多大程度上助力莫迪政府的内政外交,但可以肯定的是,"内阁改组"是莫迪政府在应对国内局势和经济改革遭遇瓶颈时的一个无奈之举。     

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

2012年12月执政以来的安倍内阁,其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高党低、朝野交错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强首相"这一趋势。首相官邸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官房长官为核心展开政策磋商,信赖官僚并善于发挥其作用,执政党追随政府决策,朝野政党的政策主张相互交错。这样的决策过程,是为了满足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战略转型的现实需求,却也可能由于缺乏决策制衡而误导日本的国家发展。     

Praetor的实与名:从正名开始的罗马公法研究

古罗马的Praetor的名实问题,从翻译的角度说存在八种汉译,对Praetor官职从古罗马共和时期开始直到帝政时期的实际职掌,其最初是一种兼具行政、司法和军事职能的官职,只是到了帝政时期,Praetor才慢慢地转变为专业的司法官.因此,对Praetor一词的准确把握,应依据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职能进行,不能通译为裁判官,最好的释义是副执政官.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

理雅各的易学"太极"观形成于19世纪中期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术语之争"阶段。围绕God的汉译译名之争,理雅各通过援引宋元理学家的易学诠释理念,一方面努力发掘《易经》中"太极"等同于最高人格化存在"帝/上帝"的神学意蕴,为自己的"帝"译论张目立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发掘理学家"物化""太极"的一面,以期推翻论辩对手的"神"译论主张。理雅各的易学研究由此在客观层面上兼备了彰显理学内部体系矛盾和加强中西思想沟通的双重效应。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试论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

中江兆民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他的国际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从"政理"、"政术"和"政俗"三个角度可以全面阐述中江兆民的日本国际政治发展战略。中江兆民在中期仍然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是与前期相比,中期的国际政治思想较为系统,其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论日本安倍政权的政治右倾化

日本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政治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内阁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言论,力图修改和平宪法,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成为"正常国家"。其形成的原因有:东亚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美国对日本政治右倾化一定程度上的纵容,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兴起,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安倍本人政治保守主义色彩。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世界、亚洲和中国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应直面应对,并做出有效的反制,同时敦促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二元代表制下日本东京都政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解读

战后日本的地方自治以知事和地方议会由居民直接选举并相互监督的二元代表制为原则,地方自治体的权力运行主要取决于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议会对知事的支持与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独立性。东京都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地方自治体,东京都政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都知事与都议会的选举结果直接影响各政党在首都的力量消长。逾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民意"走向,更使其成为全国政治的"晴雨表"影响国政走向。战后的东京都政经历了保守政党主导下的政官合作、多党化格局下的协商政治、无党派主导下的合作与对抗三个阶段。战后初期,保守政党以及其后成立的自民党,凭借在首都的政党组织票和东京都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支持东京都知事的政治运营实现对东京都政的干预;1965年"刷新都政选举"后,东京都议会呈现多党化格局,自民党被迫选择同各政党展开协商政治;冷战后随着无党派力量的崛起,自民党与东京都知事之间基于彼此利益需求进入到合作与对抗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