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分析

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日益增强,体现为认知性影响力、手段性影响力、社会性影响力、资源性影响力和象征性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特朗普政府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刺激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且谋求这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的可见性,这表现为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其结构性影响力;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外交来提升其手段性影响力;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研究强化其认知性影响力;通过把握政治机会和塑造集体认同来增显其象征性影响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格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能否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性作用的发挥。     

欧盟的绿色外交及其决策

随着全球环境治理形势的日益严峻,绿色外交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积极推动环境领域的全球合作,并以其有效的政策和行动在全球绿色外交舞台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欧盟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和绿色外交理念,构建绿色外交网络,参与多边环境协议和国际环保组织,推动全球环境谈判与合作。欧盟绿色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由超国家机构、成员国、各级地方政府、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多层级网络治理的特点。欧盟的绿色外交决策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国际能源权力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有欧盟集体行动困境和软实力的影响。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争夺领导力还是走向全球共识？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很可能重回中美欧三驾马车共同领导的格局。大国可以通过竞争与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但是也有可能陷入领导力之争,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主要大国更多是出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的逻辑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本文认为,在当前推动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博弈中,中美欧的利益诉求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当前美欧等西方国家气候战略转型的动力主要还是争夺气候治理领导权。为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美欧等主要行为体需要加强气候合作。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应该包括深化《巴黎协定》目标的共识,完善全球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加强全球碳交易市场和零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振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     

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对蓝色伙伴关系的思考

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供给现状入手,结合治理困境和挑战,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分析蓝色伙伴关系及相关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来自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用海强度增加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严峻挑战,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匹配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面对复杂的治理问题和碎片化的治理行动,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成为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层级联动的,政府、非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是补充、联合和加强政府主体责任和政府间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的特点,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与全球发展纲领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契合。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在海洋这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联合行动的重要途径。     

对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思考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论探索和战略实践。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处于酝酿渐变的形成期,也是百舸争流的博弈期,中国需要萃取传统特质,因应现实需求,制定符合发展目标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理论正遭遇现实政治的严峻挑战,基于现有的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历史实践经验,中国既不能当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亦不能遵循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应以海洋强国建设为基础,以和平正义为特质,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人海和谐为追求,为全球海洋治理注入新的中国海洋观。通过由己及人、由片及面、由易到难的路径,循序渐进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在海洋国际秩序中推进"蓝色伙伴关系",积极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海洋环境领域打造绿色生态文明,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在海上安全方面构建全方位的安全网络,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外交话语与澜湄合作规范建设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为中国从区域入手参与治理及推进相应的规范建设提供了机遇。澜湄区域是当前中国参与区域治理的先行区。而且,澜湄区域的规范体系在实践中已历经调整,并将处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中,亦仍有议程空间需要新规范的创建。由此,本文立足于行为体的行为机制,尝试从话语实践维度入手搭建一个行为体,通过推进区域规范建设从而进行区域治理的理论框架,视规范的生成和演进为特定社会背景下行为体的理念及话语互动进程。中国可以创造并利用话语资源,运用身份塑造和话语框定等策略,通过各参与方之间的话语互动推动澜湄规范的建设。同时,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也能通过参与澜湄规范等区域规范的建设,借其自下而上对国际规范的反馈渠道,使本国倡导的规范获得合法性,进而为国际规范的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分力还是合力：气候治理“领导力多元化”的根源与应对

当前在气候治理领域,各国纷纷采取减缓措施加入低碳转型的行列。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更是提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议案,竞相成为气候治理进程的领导者。尽管各国看似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却难以形成合力,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实际上,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各大国解决内外问题的抓手,在自利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以期获得更高收益。各大国追逐的领导力以自身利益偏好为基础,而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气候治理机制对国际秩序具有塑造作用,主要参与方采取积极的气候治理措施以建构符合自身目标和利益的国际体系。各行为体的需求和目标具有异质性,气候治理各层次都呈现出领导力结构性差异,导致气候治理各主体的领导力难以“拼合”形成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力量。     

中国公民参与的非政府组织途径分析

本文从公民权力的角度来界定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自组织形式,是公民权力的重要实现途径。文章分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三种公民参与模式中的作用和特性。其中,结构性参与的赋权意义最强,但尚处于自组织性薄弱的个体参与阶段;最常见的决策性参与中,倡导性非政府组织虽然在某些领域获得成功,但仍未形成普遍的制度性参与途径;参与式治理模式则在农村、城市社区、弱势群体自治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面,形成公民权力新的生长点。文章最后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首要障碍是中国传统的取舍性权力结构。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首先必须建设共享性权力结构,其基础是政府的公共性。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协作关系研究

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协作。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善治理论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的考虑基点、行为方式、应变能力、专业色彩等维度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互动协作的现实基础。当前,要从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联动反应机制、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监管、非政府组织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来实现两者危机治理的互动协作。     

论艾滋病防治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基金的例证

全球化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艾滋病的全球扩散,对艾滋病防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以其跨国界行为主体、共同价值基础、多元权力结构以及善治目标的优势,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最新途径。全球基金成功运作的经验充分证明,要实现艾滋病全球防治的目标,必须构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各国政府艾滋病防治模式的转变,推动全球各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并发挥其应有作用。     

现代治理视野下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启示

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是我国进行国家现代治理的重要工具.在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表现尤为明显.分析美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及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提出一定的启示,为我国科技类非政府组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多层治理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现状、困境与变革

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多样化和治理方式多维化推动着南海海洋治理架构向多层治理模式演进。但多层治理权力的竞争加剧、多层治理机制的分布失衡以及多层治理目标的分歧扩大凸显了多元行为体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进而对南海海洋治理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协调多元行为体在南海海洋治理实践中的利益关系,需要以全球海洋治理的实现方式、区域海洋治理的立法模式以及南海海洋治理的实践特点为参照,推进南海海洋多层治理架构的组织体系创新、法律框架完善和议程设置优化,从而解决多元行为体参与南海海洋治理意愿不足、规制缺失和行动不足的难题,共同维护和实现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     

气候变化对中东的复合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中东地区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十分脆弱，全球气候变化作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变量，对中东国家造成“复合型”的安全挑战。沿着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国家稳定与安全的光谱，气候变化逐渐由低政治的环境安全问题转变为高政治的安全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机制呈现出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化，形成气候—干旱—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国际水源争夺两种主要作用机制。中东国家普遍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承担相应的气候责任，着力推动减排去碳，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但中东作为主要的化石能源产地，尚未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中资源受限，面临着兼顾发展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与能源转型的两难处境。这需要平衡两者关系，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防止引发新的危机。     

论新加坡网络空间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本国的网络空间治理,新加坡就是一例。尽管新加坡《网络安全战略》的发布晚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其网络空间治理的实践早就在国内展开,并随着多种行为体的加入最终形成了本国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新加坡充分发挥了政府、互联网企业、科研院校、技术社群、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等主体的力量,为建设"智慧国家"提供更好的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从网络空间治理的趋势来看,中国可以从新加坡的治理模式当中吸收有益经验,发挥政府的主导和协调作用,在多个角度发力,从而保障中国网络空间的秩序与稳定。     

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目前北极治理呈现"门罗主义"特征,即北极圈国家在主导北极治理的过程中推崇"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的理念,并通过制度安排将"门罗主义"理念确立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北极气候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北极治理全球性需求与"门罗主义"主导北极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始于2016年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作为北极科学领域的新机制,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与科学团体等相关行为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促进北极事务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具有超越北极治理中的"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中国应通过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学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适时助力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由北极科学事务的推动者转变为决策者,消解"门罗主义"北极治理对北极圈以外国家的边缘化和制度性歧视。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是中国持续开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的结果,也是其更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倡议。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也面临一些问题。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彰显南南合作的强大力量,对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政治关系,发展全球可持续性蓝色经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应从加快中国自身的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合理规划中非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上积极作为,减轻域外大国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特别重视与联合国和非洲发展计划相关议程相对接,为化解全球海洋治理难题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