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护自然”到“智爱自然”——兼论“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

生态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反思和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人类担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这种责任从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的角度究竟如何界定、界定为什么,尚属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看护自然""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观念的探讨,主张以"智爱自然"替代"看护自然"的观念。"智爱自然"的历史逻辑始于人类的诞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其基本内涵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结合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趋势,可以阐发为:以"智"为前提,以"爱"为核心,坚持生态整体思维。它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道德性,倡导人是自然界的智爱者。     

实践视域中的自然危机及其化解路径——从敬畏自然论谈起

视域问题是认识自然危机的前提性、关键性问题。敬畏自然论以纯粹自然为视域,极力美化自然,贬低甚至根本否定人类及其文明。对此,我们必须推动视域的嬗变,从自然视域转向实践视域,以实践作为研究和化解自然危机的出发点,直面人与自然之间真正现实的关系。在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由于人类社会多重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人类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化,而自然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实践异化的必然结果及外在表现。因此,我们可以且只能通过对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及实践异化的理性思考并通过人类实践的自我完善逐步化解自然危机。     

恩格斯“自然报复”论的生态意蕴与新文明形态的构建

“自然的报复”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提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恩格斯有力地证实了其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形式,具有历史辩证法的意蕴,呈现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辩证法规律理解上的一致性。恩格斯“自然报复”论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以极为强烈的形式--新冠疫情和极端气候等重大生态危机呈现出来,表明了资本逻辑统治的界限和荒谬之处。基于此,他对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与自然的矛盾进行了自然辩证法的深刻批判,意图通过社会革命建构能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的共产主义新文明生态理念,重塑自然、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以在现代文明推进中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安放。     

“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     

从“自然的人化”到“人化的自然”——“自然—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园林哲学探析

中国园林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绿色空间、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人生态和谐的象征。中国园林营建经历了“自然的人化”的过程,这是尊重自然的环境保护式实践,有利于维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并且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营建过程中,中国园林是城市生态领域营建中的绿化与美化的诗意栖居之地。同时,中国园林营建也经历了“人化的自然”的过程,这是坚持中国优秀传统园林生态美学文化的精髓、回归中国园林“真善美”的人文追求和把握园林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宗旨的过程。展望“自然—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园林哲学的发展趋向,应该坚持人、自然与文化和谐共生的理论创新,“双碳”目标助力城市绿色发展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两个方向不动摇,进而实现新时代中国园林营建的绿色现代化。     

对“敬畏自然”的深入系统思考——《敬畏自然》一书评介

之所以要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是独立的,是一个整体有序的系统,它不是我们能够创造的;是因为自然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掌握自然的规律,因而无法预知我们干预自然的后果。敬畏自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类自身,为了人类能够更好、更长久地生存。既然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那就应当负起主人的责任,而不是对于自然为所欲为而不顾后果。敬畏自然,表明了人类的高贵和尊严。     

洛克的“白板”与现代人的“自然权利”

一般认为,洛克的《政府论》或政治哲学和他的《人类理解论》或认识论哲学并无实质性联系。不过重新审视洛克的"白板"理论,我们发现这不仅是洛克用以驳斥笛卡尔主义者认识论哲学的一个核心隐喻,同时也是洛克的政治哲学为现代人"自然权利"声张的某种话语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洛克"大概是所有伟大哲学家中最缺少一致性的"的看法不尽准确。事实上,洛克的"白板说"构成了我们整体理解洛克哲学——他的认识论哲学和他的政治哲学,二者皆旨在提倡现代人的"自然权利"——的夹城秘道。     

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适应关系

一切生命有机体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一个开放系统也是一个适应系统。对外部自然界的开放性适应是生命有机体的生存方式。自然存在的生命有机体对外部自然界的适应是以自然工艺为基础的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而人作为社会存在的生命有机体对外部自然界的适应虽然包括自然适应的层次,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以人工技艺为基础、通过自由自觉自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具有文化性质的双向适应。这种实践领域的双向适应是人类文化世界的基础,但人的反理性、反"仁道"的行为,对技术发明创造的反理性、反"仁道"的应用,也会破坏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双向适应关系,会产生反文化的效应,造成适应危机。     

“自然”的德性敬畏

“自然”一词至少指称着两个层面的意义,即由万事万物的本真存在组成的“自然界”和万事万物背后蕴含的本性、规律或万物“所以自己而然”之理。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呈现出迷信的、理性的和德性的三种形态。德性式的“敬畏”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重新审视及对前两种“敬畏”形式的扬弃和超越,对于构建环境伦理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自然生态式植物景观的“自然”念理解

时"自然"概念的理解曾经存在哲学和科学意义上的差异,但逐渐走向统一,回归自然成为当前景观设计的主流.作为重要手段的自然生态式植物景观设计应该满足社会功能的要求,符合自然的规律,遵循生态原则.     

何谓“人在自然之中存在”?——斯宾诺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命题新探

探究人的本性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乃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核心论题。当许多哲学家以人作为自然的例外、甚至把人视为“王国中的王国”时,斯宾诺莎则鲜明地提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斯宾诺莎这个命题首先意味着“人在自然之中存在”。只有深入剖析“人在自然之中存在”的含义,我们才能阐明“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然并非纯粹由无机的物质所组成并单纯依照机械法则活动,而是一个同时具有内在活力和生机的自然,是一个具有内在生产原则的自然。斯宾诺莎也将其称为神,从而使自然首先呈现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只是作为无限实体的自然的产物,是一种有限样式。无论是人的理性,还是以往被视为人的主动性和自由之来源的意志,也都在自然之中存在并遵循自然永恒不变的法则。然而,人却可以通过理解而达到“心灵与整个自然相结合的知识”,人生的至善和至福也正在于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生存论意义最终也由此得到体现。正因如此,斯宾诺莎走向了与近代主体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方向,甚至表现出一种反现代性的倾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因而具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     

人的自然之源——论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

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的知识之源、审美之源、道德之源和价值之源,这些观点很早就被中国儒家学者意识到,并记载于各类儒家经典中,进而形成了中国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这种生态伦理观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虽然儒家的这些观点中包含了一些糟粕,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只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儒家传统生态伦理观就能在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中大放异彩。     

论马克思哲学的生态伦理向度

在实践思维方式所开敞的生存论视阈中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生态伦理意蕴 ,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是通过对现实的异化实践和异化理论的批判 ,昭示了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理想 ,从而显明了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和人对自然的应然的实践态度。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原则和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是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论“自然人”化：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整合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流形态,实践美学有着巨大的影响。要丰富和发展实践美学,应从其内部着手,整合＂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两个核心概念,生成＂‘自然人＇化＂观,创新实践美学理论内涵,增强实践美学的生命力。     

论人的生存与人的本质

为凸现人的生存与人的本质的内在关系 ,本文从理论上比较研究了四种生存理论 ,即黑格尔的精神生存论、费尔巴哈的自然生存论、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海德格尔的自我生存论 ,认为 :无论黑格尔所主张的理性自决的力量生成人的本质、费尔巴哈的感性生活自发生成人的本质 ,还是海德格尔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生成人的本质 ,都只能诠释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只有马克思的实践生存理论才能将诸多生存视界整合起来 ,揭示出人的完整的实践本质 ,并由此入手 ,剖析了当代生存哲学研究陷入“准存在主义”误区的根本原因。     

自然宗教的批判与重塑——论休谟的宗教观

休谟以其经验论的立场和怀疑论的主张,批判了“宇宙论论证”和“设计论论证”,否定了“上帝是可以用理性来证明的”这一命题。而其所提倡的“仁爱”道德,以“社会公用性”为原则,将道德变成单纯的激情活动,区别于宗教神学和僧侣道德。休谟对自然神论的批判标志着自然宗教的衰落,他的宗教思想对后来的启蒙思想家对理性和信仰的思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现实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生态自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自古以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对待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定位。近代以来,不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没有意识到人类的实践活动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在一起,他们的抽象自然观中人与自然都是独立开来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认识,从而导致了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生态缺位"。马克思的自然观坚持"现实的自然"的基本立场,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本质,主张实践是中介,自然是前提,人与自然辩证互动,强调应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应走出"抽象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从"现实的自然"出发,理性地控制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共生"。同时,理性地反思传统的发展理念所带来的生态影响,重新审视旧工业文明时期唯经济利益至上发展观的片面性,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进行文明发展的价值重塑,才能从"生态缺位"走向"生态自觉",并通过构建环保型的生产体系、选择生态化的技术、建立低碳节约的生活方式等"实践觉悟",切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现人类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双赢。     

天人关系与生态智慧——先秦道家与西方哲人之有关思想比较

自然是客体 ,人是自然的主人 ,这种天人二元对立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先秦道家则认为天人或人与自然彼此同大、齐同均等 ,人与自然是合一的 ,“一”即自然。在西方 ,“回归自然”是对天人二元对立思想的反动 ,现代生态哲学正是天人二分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