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罗郭德回鹘文碑的初步研究

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隆撰写的《多罗郭德的墓和碑》,是篇关于一块未经研究的回鹘文碑及图片的文章。这块碑如若不是象《九姓回鹘可汗碑》那样被误认为回鹘文的粟特文,那将是在蒙古草原发现的第一块回鹘文碑铭。关于碑铭的发现,文章作了这样的描述: “墓和碑所在的这地方,是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地面叫哈尔乌苏的     

武侯祠内三绝碑

四川成都武侯祠内的碑亭中,有一通唐碑,世称其为“三绝碑”。游人到此,大都要驻足碑前欣赏其精美的文章,浑厚的书法,精湛的刻工。这篇洋洋洒洒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碑铭并序》,是身任四朝宰相的裴度撰写的。     

关于《成吉思汗碑铭》的研究

《成吉思汗碑铭》者,乃是指刻有五行古体蒙古文、约有一庹左右长的一方人工花岗岩石碑而言。由于该碑文第一行首刻“成吉思汗”一语,研究铭文的学者们便将该碑名之为《成吉思汗碑铭》(《成吉思汗石文》)。也有称为《成吉思汗石碑》;《也孙格·蔑儿干的光明碑》等等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北朝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北朝文章49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所收残章断句之篇;其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高允《南巡颂》,魏收《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与《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等“颂”“碑”之文,更是北朝重要文人的散佚作品,可填补北朝文学研究的资料空白。其完整的文本形态与丰富的文学表现是进一步探讨北朝文体演进与文学态势的基础。而大量的北朝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明确北朝诸历史事实,还可推进并还原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     

李唐宗子碑铭校释二则

《大唐高祖神尧皇帝睿宗孙嗣薛王房宗子李公墓志》《唐李氏世系图》两碑今存甘肃省合水县,两者关联紧密。主要记载李唐宗室睿宗之子薛王房十几代后人的名讳辈分、功名仕宦等情况。碑铭提到的若干诏令赦文、区划建置,可以补证《宋史》地理志等传统史料记载缺憾。方志、金石专著目前对两种铭文的著录尚多有讹误。通过正史检查、碑文互校,可以补正《李公墓志》三家录文碑主名讳等119处、122字;《世系图》碑三家谱系十一世子孙官职等18处、36字。     

古代突厥文 《苏吉碑》新释

《苏吉碑》属于墓志铭类铭文,其写作体系与叶尼塞河流域黠7斯碑铭有所不同。全文采用交叉韵形式。从碑文的书写特点、语法规则以及长度来看,创作者和书写者非常了解古突厥语。《苏吉碑》第一句可译为:我为追赶药罗葛汗来到回纥之地,从所述事件推测文献的创作时间应为公元845年前后。yarγan应是后突厥核心部族三旗突厥人或鞑靼人,而不是学者们所说的黠7斯之子。文献第7、9行后半句的mar、marmna中,mar应源自叙利亚语mār,意为师傅,通常指摩尼教传播者。这也体现yarγan是摩尼教徒。文献第4、5、6行描绘yarγan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借以炫耀自己的声名。     

中国书协命名云峰山“中国书法名山”

不久前,纪念云峰刻石1500年暨中国书法名山名碑命名授牌仪式在山东省莱州市云峰山广场举行。1500年前,时任光州刺史的北朝大书法家郑道昭,在云峰山上刊刻了以《郑文下碑》为代表的数十种碑铭、诗文、题记,     

暾欲谷征讨黠戛斯的行军路线考

距今约一百年前,人们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的鄂尔浑河、土拉河等流域陆续发现了后突厥汗国(公元7世纪80年代至8世纪上半叶)好几位领导人物的墓碑。这些墓碑都是用古突厥文,即所谓的“如尼文”书写的,它们对于研究后突厥汗国的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地理等方面都极有帮助。所谓的“暾欲谷碑”便是其中的主要碑铭之一。它于1897年被发现,位于土拉河上游的巴颜楚克图,在那赖河与土拉河的右岸之间。暾欲谷曾连续辅佐骨咄禄、默啜、毗伽三朝可汗,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此碑是他在生前亲自撰写,叙述了其一生的业绩。     

试析古突厥文中Sir的族属

古突厥文Sir一名长期存有争议。根据文献对勘、史地考证、语音演变和语言对比,可以发现：古突厥文《暾欲谷碑》中Sir当属异姓突厥,Turk-Sir地更是后突厥圣地中心;《毗伽可汗碑》《阙立啜碑》中Sir实指思结部;《铁尔痕碑》中isig=isik=izik=izig,即为思结一名的对音形式;古藏文《北方若干国君王统叙记文书》中Pal（或Bal）-Sil意为种田或富有的Sil,而Sil=Sir,这与思结部在8世纪的经济状况是相吻合的;和阗塞文《使河西记》中Siqar=Siq＋ar,即思结人,8世纪下半叶迁往河西的思结部在9世纪初成为回鹘核心属部;回鹘文文献中的Silig亦即思结的,意在指称融入沙州回鹘的河西思结部。依照Saqs=Sqr=Siqir可以推测：河西思结部在并入沙州回鹘之后,又成为裕固的主要组成部分。     

《广清碑传集》出版

清代人物传记总集,已有钱谦益《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及汪兆镛《碑传集三编》等四种,素以收录广博、资料丰瞻而被视为文献渊薮。但以上四书尚有不少欠缺,如漏选重要人物和重要文献,失收大量明遗民、农民起义军领袖、艺人百工的碑传,以及体例烦琐等。     

论突厥汗与其习惯法

作为哈萨克族起源的各部族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到公元8世纪的中叶经历了突厥汗的统治时期。研究突厥汗及其管理体系和习惯法对研究哈萨克族古代习惯法和法律文化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和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突厥汗国及其管理体系和习惯法。     

“雁门事变”及其相关问题论述

大业十一（615）年爆发的雁门事变是隋与突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厥与隋由和睦转向对抗的原因是其力量逐渐强大和隋炀帝治国策略的失误。事变得以解决的因素，从突厥方面来看，是因其骑兵不擅攻城，隋援军已逼近，季节将要变换，后勤补给又不充分。事变后隋因内外交因而灭亡，东突厥成为东亚霸主。     

新发现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释证

新发现的颜真卿撰《康阿义屈达干墓志》是一方唐代突厥世族的粟特人墓志。康阿义屈达干是安史之乱前后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关联着唐代两个最大的政治动乱，对唐王朝而言，他是外族忠臣的代表。《康阿义屈达干墓志》记述的康氏的名字和族源，涉及突厥内乱与康氏归朝、康氏与安史之乱、康氏与代宗幸陕等重大历史事件与民族问题。颜真卿为康氏撰写墓志与康氏之子康没野波在平原之战中保全颜真卿有关。     

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两篇铭文,《利簋铭》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天亡簋铭》记载了灭商之后十二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众神的事件,出现了三线索叙事,使用了抒情手段和修辞格,构建了立体叙事场,显示了明显的写作艺术追求。两篇铭文开创了西周私人写作的文化传统。     

焦山摩崖石刻成因与源流初探

著名摩崖石刻《瘗鹤铭》是焦山摩崖的滥觞之作,后世寻访《瘗鹤铭》的摩崖石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瘗鹤铭》,也就没有今天的焦山摩崖。《瘗鹤铭》对唐、宋、明、清相关的书法石刻源流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焦山寺僧为摩崖石刻的发展兴盛作出了贡献。     

北周《梁才墓志》考释

《梁才墓志》对于研究北朝后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本文对墓志进行了录文并对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考释,希望对北朝历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释古代突厥人“重兵死,而耻病终”的文化意义

突厥作为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它在公元六、七世纪时在欧亚大陆北部和东部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政权,即突厥汗国,曾对西域的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突厥人"重兵死,而耻病终"的特征对突厥汗国的兴衰败亡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试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对它进行分析,并阐释古代突厥人这种习俗所体现的文化意义。     

东突厥汗国谱系之我见

本文对薛宗正先生大著《突厥史》中突厥可汗谱系的阐述持有不同之见 :儒尼文碑中布民可汗应为乙息记可汗 ,土门可汗无子 ,则后东突厥汗国出自乙息记—启民可汗一系。前东突厥汗国小可汗斛勃世系另有所出。后东突厥汗国末期可汗世系应重作调整     

清代新疆“燕齐”制度的起源——兼议in■ü(引者)制度研究

清代天山以南维吾尔社会的“燕齐”制度来自indju制度,indju一词当起源于突厥语,而13-14世纪波斯与 高昌畏兀几地区的indju制度则于蒙古入侵有直接关系。“燕齐”制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