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治理中协同行动的偏失与匡正

环境事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协同行动,不仅能够应对突发的环境事件,还可以根治日常的环境治理难题.从环境治理主体角度出发,基于环境治理协同行动的广泛参与、达成共识、子系统协同,以及行动者有机结合等特征,来分析我国当前环境治理中协同行动的偏失所在.以期通过在激励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确保共识相关方的独立表达、提升环境治理行动的协同能力等方面的努力,达到促使多元主体在环境治理中形成协同行动、产生协同增效的治理愿景.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环境治理中行刑衔接机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如何精准认定环境治理领域不法行为的性质并做好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衔接,是探索环境治理现代化道路上所须直面之命题。环境领域的行刑衔接机制存在着如下问题：在实体层面,环境法与《刑法》之间的法益保护、违法性判断和保护对象缺乏协同,且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分标准模糊。在程序层面,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程序断层。在监督层面,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运行中监督乏力。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必须充分考虑治理现代化这一整体目标所带来的全新要求,且更加强调权力间的相互配合与共同规制。此外,还须贯彻审慎与精准的理念,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探索衔接机制的完善,并重塑其检察监督制度,进而在应对和处置环境问题中推进我国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现代化。     

论全球化与环境治理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环境收敛情景、环境极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指出贸易对地区和全球环境的影响依赖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分布特征,这种比较优势的确定是由污染政策差异和其他影响(如要素禀赋差异)共同决定的;全球化不仅可能形成环境极化的危险并加剧环境退化的风险,而且也能创造补偿各种力量的机会;全球环境变化可被看作是市场与政府治理失灵后果的综合,只要所有国家分享它的成本并从矫正中获利,全球环境变化就可能成为环境和谐收敛的一种动力。     

论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克服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长期存在的脱节现象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行动研究打破了以往教育研究的理性分析模式,它关注的不是教育活动中的一般知识和普遍规律,而是教育实践活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它是诊治具体教育情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行动研究的历史沿革回顾,从行动研究几个理论问题中阐述了行动研究的内涵、行动研究的基本特征以及行动研究的程序和一般方法,揭示出行动研究的本质,探讨了行动研究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影响。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主权

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环境保护的新模式,它通过宣扬全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扩大参与主体、增加规则类型等方式弥补了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不足。     

论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何以可能

“行动”意识之于教育实践的根本旨趣在于消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张力,还教育以创造生成的本性。基于行动理论的内涵,反思教育行动的发生机制——行动与实践是“互感”的人类创始性活动,教育行动与教育实践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需要将教育实践统合于行动的“范畴”,从而打破教育实践的唯理论惯性,将教育实践看作是人与人直面相对、相互影响并具有创新精神的行动过程。〖JP2〗同时,教育行动兼具主体性、交往性、生成性和公共性等属性,因此,基于“行动”的教育实践的建构策略在于以批判反思、探究创新和智慧建构行动规约,凸显教育的个性化培养和创造性品质的形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控制权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以F市秸秆禁烧工作为例

随着中央政府环保压力的不断加强,如何对上级政府环保任务进行迅速、高效回应,成为地方环保行动的关注重点。在借鉴“控制权”理论的基础上,以对F市秸秆焚烧工作的考察为切口,讨论地方政府在政治动员、任务传导、资源聚焦和结果反馈四个环节的环境治理行为及其运作逻辑。研究发现：在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中央政府在目标设定、监督约束、外部激励、结果考核等方面的环保压力。为保证环保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快速响应、责任压实、集约投入和信息筛选等应对行为回应上级政府交代的环保任务,在提升地方政府环保治理绩效的同时,保证中央政府委托的环保目标的实现。     

元治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参照

源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是我国公共治理领域的热门话题,并被经常用来裁剪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却忽略了"治理失灵"的存在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元治理理论是对治理理论的批判、超越,更符合中国"强政府"的基本国情和偏好科层治理的历史惯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元治理理论可以成为相应的理论参照。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现代政党治理研究

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它强调协调性、多元化、互动性、扁平化、规范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即逐步从一个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推进党的制度现代化,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等。     

国家治理中科技社团的角色缺位与行动策略——以湖北省为例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时期,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社会主体格局逐步确立。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其政府的管理职能亦在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亟须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科技社团作为湖北省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湖北省科技社团虽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角色功能,但也存在较严重的角色缺位,尚未真正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成熟的第三方力量。因此,湖北省科技社团应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地方实践到国家政策——地方环境治理实践创新扩散的一项研究

地方实践迈向国家政策早期主要发生于经济和民生改革领域,近年来,绩效显著的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被吸纳为国家政策,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自下而上型环保实践创新扩散现象。当前,环境治理地方实践形成了目标指向维度的撬动资源型和满足民生需求型,空间范围维度的单处试验型和多地探索型,实践历程维度的顺利型和曲折型等多类型分布。迈向国家政策的地方实践具有发轫于东部地区居多、从探索到全面扩散的历程趋于缩减的时空特征。具有治理绩效是地方环境治理实践跃升的基础,但这只是前置条件。创新扩散存在着结构性驱动机制,地方实践与国家政策之间的总体性连接机制包括环境治理的制度化需求、地方政府的竞合机制、条块上下的良性互动、政协人大的建言效应以及学媒两界的造势效应。深化对自下而上型环保政策生成逻辑研究,有助于推动本土环境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当然,针对基层环境治理机制创新热潮,政学两界亦需要一定的冷思考。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系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上,这就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国家（政府）始终是传统治理体系的“主力军”。而面对一个现代转型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更加多元化,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在要素行动的同时形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为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撑。但在治理要素的耦合过程中要正视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利益集团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与规范路径

利益集团是参与国家治理的有形主体与基本力量之一,其消极行为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巨大阻力。其表现为:利益集团俘虏国家治理主体,腐蚀国家治理规则,破坏国家治理绩效。规范利益集团应该着眼于国家治理主体:政府、政党与公民个体;着眼于国家治理规则:国家法治制度、国家制度供给与治理文化;着眼于国家治理绩效:国家公信力、国家治理资源与国家治理机制。     

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及转型期的解决途径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环境治理，经过多方面不断努力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法制的原因。因此，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创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研究

社区教育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新课题。多措并举、统筹推进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深入探索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的内在规律,把握二者的共性特征,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举措,进行资源有效整合,用系统思维构建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同频共振、互动双赢的格局,这是国家治理视域下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良性运行的不二选择。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要从理论层面、操作层面论证其同步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目前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融合的客观现状进行案例分析,从而充分认识：社区教育是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与不可或缺的内核要素,基层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区教育的多样性和有效性。基于此,基层治理与社区教育统筹融合路径有强化系统思维的理论准备、构建统筹高效的组织架构、建立完善多元驱动的保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