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劳瑞·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及其他

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劳瑞·张伯伦在《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一文中，一反传统翻译的被动、消极的“忠实”原则，揭示了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本文旨在通过评介劳瑞·张伯伦的《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含义》来分析女权主义翻译理论，探讨其贡献以及尚待完善之处。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是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表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成为西方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重镇。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展现出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的力量汇聚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结等三个重要的学术发展取向。借鉴西方学界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地图及其生成的语境,可为中国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提供一种洞察的途径,拓展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     

温庭筠“花间”词的性别审美

晚唐诗人温庭筠被誉为“花间鼻祖”,其“花间”词的艺术创作在文学史上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从性别审美的维度探究温庭筠“花间”词的艺术创作,不仅探析温庭筠“花间”词女性的审美特征,并且揭示影响晚唐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化因素,以及“花间”词女性的社会身份地位,而且进一步地分析温庭筠“男子作闺音”即以男儿身写女儿情的文化性别观,从而拓展“花间”词的审美视野。从性别审美的维度展开研究,以期为“花间鼻祖”温庭筠传统的诗歌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切入点,为反思与重估古典诗歌研究提供一种契机。     

“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谈起

性别差异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石。该理论认为性别差异贯穿于传统翻译的整个过程,主要体现在“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两个方面。翻译的性别被定义为女性,为女性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而性别中的翻译主要关于两性译者对于译文不同的贡献,尤其是“双性同体”翻译思想的提出可以纠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激之处。     

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传统性别制度的新契机

性别制度,或者说社会性别制度（Gender Institution）指的是基于性别（Sex）之上的、为了达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各种具有社会意涵的规则的总体性框架,其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社会等各领域,涉及国际、国家、企业／机构、个人等各层面。     

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成果概述

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影响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性别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基于重大攻关课题“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主要成果,以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实践与政策创新、人口性别结构研究为切入点,提出了研究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框架,系统分析了性别结构失衡产生的社会风险,研究了性别失衡对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等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影响,对性别失衡及其后果的综合治理进行深入系统的制度分析与战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减缓和预防性别失衡及其一系列的社会人口后果,降低社会风险、有力促进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媒介化视角下我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的议题变迁——基于近十年5本CSSCI代表刊物论文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5本在性别与传播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近十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主要议题为三种类型：一是立足性别与新闻业的关系，将性别作为报道主体或报道对象来展开研究；二是考察媒介实践、话语文本中的性别如何被建构；三是关注技术、平台等带来的性别传播新议题。该研究领域的重心从早期研究较多集中于媒介中的性别呈现、女性的媒介经验探讨转向更为关注性别角色的媒介实践及文本话语生成，发现性别权力与媒介、社会、技术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的变化。社会发展及性别观念进步带给性别传播研究更丰富的研究议题，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     

翻译中性别身份的再现——《简·爱》三个中译本之对比

女性主义对性别问题的深入研究，为翻译中的性别探讨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性别身份的不同影响到译者的理解视角与表达方式，男性和女性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在译文中构建他们的性别身份。由于个人生活经历以及情感体验的不同，女性译者能与女性主义作家共谋合作，传达出更加强烈的女性意识，而男性译者把女性当作“他者”排除在男性系统之外，在译文中彰显出一种优越感。这样，性别差异在语言中得以形成和再现。     

浅析“社会性别意识”观与“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男女平等的基本点就是要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尊严、价值、权利、机会和责任上的平等。用“社会性别意识”观分析“男女平等”问题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男女平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男女平等”激发了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意识 ,但因政策、法规和社会行为的滞后性 ,而导致了男女平等问题上的“性别亏损”问题 (女性发展滞后于男性 )。“社会性别意识”观要求将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 ,为解决”性别亏损”问题提供了前提保障     

从“气”英译现象看“异化创化”的翻译策略

“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典型的复合型范畴，是构成中国古典哲学、文艺学、中医学的基础。“气”范畴的解读与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应该是一个文化问题。从“气”一词内涵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它的各种英译形式意义侧重点对比分析指出，对于特殊文化词的翻译，采用包通法提出的“异化创化”翻译策略，可以保留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使文化间平等交流。     

从“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君子”和“小人”的英译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不仅对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进行直接英译或对其内容诠释已成 为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典籍青睐的一种时尚。因局限于译者视角或理解的断章取义,致使其对同一名词翻译也不尽相同。 本着英文翻译理念——“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并参据词汇对等,选取了《论语》中两个十分具有文化内涵的“君子”和“小人”进 行分析,梳理了两者的英译现状,同时指出了某些翻译的不足并尝试给出更合适的英译。     

从“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君子”和“小人”的英译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不仅对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进行直接英译或对其内容诠释已成 为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典籍青睐的一种时尚。因局限于译者视角或理解的断章取义,致使其对同一名词翻译也不尽相同。 本着英文翻译理念——“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并参据词汇对等,选取了《论语》中两个十分具有文化内涵的“君子”和“小人”进 行分析,梳理了两者的英译现状,同时指出了某些翻译的不足并尝试给出更合适的英译。     

从性别批判回到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喧嚣之地。在本土女性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意识的交杂中,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滥用,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多元化的激进和浮躁,也使得其无法避免性别主义批判与学术研究价值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女性主义批判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在研究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当代女性主义带回到性别研究的学术殿堂。     

论翻译所涉及的性别

虽然性别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却往往视而不见。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关性别的翻译问题,作者从翻译技巧和现代词汇学的角度逐一阐述,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就翻译所遇到的这方面问题推出自己的一些策略,认为性别的翻译涉及到原文的语境、历史、文化、人的心理、社会变革等因素,切不可牵强附会。     

“务头”它说

自"务头"论出现以后,元代人不想论及,明代人又语焉不详,至清代由于唱法的失传、资料的不足终至难于索解,于是古今学者见仁见智。如果各家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综合治理就更有其意义:其一,既然《中原音韵》论北曲之法,用的是"中原音韵",那么"务头"一词的语源现象就应该与"北方方言"有不可割舍的关系,因此"务头"就应以"轻声"解读;其二,"关目"说并非诸说之一,它可以统摄诸说,因此对关目的阐释是关键;其三,"某调是务头"是"关目统摄"说的支点。     

从女性主义回到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喧嚣之地。在本土女性意识与西方女性主义先锋意识的交杂中,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滥用,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学者对待性别差异与性别写作多元化的激进和浮躁,也使得其无法避免性别主义批判与学术研究价值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利益与价值、批判与学术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摆脱性别对立的意识,实现性别研究的中国文化语境转向。在研究公共性别经验的基础上,将当代女性主义带回到性别研究的学术殿堂。     

从"性别"到"政治"--论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思维的起点

丁玲以鲜明的"女性立场"登上文坛,她的"性别"意识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她并非意在单纯讲述现代女性的性与爱,她对现代女性内心矛盾的深度发掘,是为了要替这个社会把脉。丁玲借助"性别立场"突入到"性别政治",进而导致左翼时期丁玲的政治态度、人生信仰的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当时著名的左翼文坛勇敢的探索者。     

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艺术的沉潜——谈黄金期之前的卞之琳

卞之琳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简单地将1935年之后卞之琳诗歌划为"现代"时期是草率的,简单地将"新月"终结在1933年也是欠妥当的。就1930—1934年的卞之琳诗歌而言,体现出明显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不能对"新月"和"现代"进行简单断代。也许简单的划分有利于增加研究的明晰度,甚至简化研究难度,但是也会遮蔽一些更为复杂的需要辨析的诗歌特质。而这些诗歌特质正好是研究卞之琳创作嬗变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新月"和"现代"几乎是同时滥觞的,而且同时获得发展,并在相互渗透中逐步融为一体。而卞之琳正是在"新月"与"现代"之间完成了艺术的积累与沉潜,为1935年的全面辉煌做好了准备。     

从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论说契丹语“性”语法范畴

契丹小字中有一部分成对的原字,虽然笔画、笔顺、笔势基本相同,但二者之间在右侧是否加“点”方面存在差异。在音义方面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提出了种种设想。但至今仍无使人满意的答案。考察所有“带点的字”的出现环境,发现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在词汇意义方面并没有歧义,而在语法意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即带点的原字一般用于修饰限定男性,不带点的原字一般用于修饰限定女性。这是契丹语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重要论据。     

我国科技发展中性别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在我国科技领域,金字塔型的性别分层结构明显,科技教育中的性别化问题突出,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存在性别盲视,这些问题的形成有其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深层根源,建议进一步在文化传播、科学教育、科研管理制度与政策中纳入性别平等意识,并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国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