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东方杂志》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

光绪三十年正月,即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综合性大型期刊——《东方杂志》,于上海正式创刊出版.该刊始为月刊,自1920年第十七卷起改为半月刊.其主要内容包括图片、论说、译件、调查和大事记等.宣统二年即1910年,其销行数额即达一万五千份.《东方杂志》自创刊起至1949年末在大陆终刊,虽中国“一·二八事件”、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三度停刊,四度迁徙,但终能勉力自持,涉渡时艰,历时四十余载,出刊四十四卷近九百期,是我国当时自有杂志以来寿命最长的一种,在近现代中国期刊出版界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具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十分巨大的社会影响.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它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中一方重要舆论阵地,在东西文化大论战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新青年》与新文学潮流的疏离

《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吕振羽与《新东方》

《新东方》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与海内外330余家进步刊物进行交换过的甚有革命影响的刊物。其在办刊期间,在"团结融合东方被压迫民族"、"谋求解决整个东方问题的方略"、凝聚和锻炼革命青年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因此被国民党定为"共产党派别"的刊物而予以查禁。吕振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年对《新东方》杂志的创办与编辑贡献卓著,又从中受益良多,从此后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吕振羽与《新东方》,不但对准确评价吕振羽早年的革命探索经历有所裨益,而且对我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东方杂志》与现代唯美主义文艺思潮

《东方杂志》自1920年代初与唯美主义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1940年代末终刊,一直推动着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发展,其对王尔德、邓南遮、梭罗古勃、谷崎润一郎等唯美作家的作品译介成就显著。《东方杂志》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关注和译介,带动了国内对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等理论的探讨,对五四以后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传播作用。     

《新青年》模式与文学研究会的生成

20世纪初,文化思想杂志《新青年》和纯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具有文化现象的同构性。在其彼此相互联系与共同的文化语境中,创造了现代群体生成的许多可以运作和实践的模式:诸如刊物组织模式、“运动化”思想启蒙模式、精神矛盾悖论模式、现代公共空间模式等。他们不仅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社群生成、聚散的文化内涵,而且有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文学价值重估的意义。     

施蛰存在《现代》的商业运作与现代品格

1932年4月,施蛰存被现代书局聘为<现代>杂志的主编.在<现代>的编辑工作中,施蛰存一方面遵循张静庐的办刊宗旨:一、赚钱,二、保持中立;一方面实现自己的理想,把<现代>办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作为编辑的施蛰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他超前的编辑意识和开放的编辑思想,使他主编的<现代>成为当时最"现代"、最畅销的现代杂志.     

文化引进、交流和“新人”、“新文艺”——论鲁迅后期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鲁迅是引进外国文化、文艺,交流中外文化的杰出人物.他所从事的翻译、介绍、评论、研究外国文化思想和文学作品的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一座丰碑.一、从文艺为"立人"、"治人"到"新人"鲁迅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直接受到外国文化思想熏陶.在南京求学时期,严复译述的《天演论》,便象一阵清新的空气,扑进鲁迅的心胸,一新鲁迅的耳目.它成为鲁迅最早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苏曼殊思想新论

由于苏曼殊思想的多维性,研究者多认定其为革命家、启蒙主义者或佛门高僧。其实,苏曼殊思想有一个渐进定型的过程。他曾是披发长歌的革命者,也曾试图以体现西方人文精神的浪漫主义诗歌启蒙民智,更努力向佛门高士的目标迈进,而他最注重文学家的自我身份定位,最终不是以政治、启蒙或宗教的力量,而是以艺术的审美的力量参与了中国审美现代性追求的文化工程,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建构。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焦虑:《启蒙辩证法》的主题

《启蒙辩证法》的隐秘主题就是焦虑与恐惧。《启蒙辩证法》与德国浪漫派的思想渊源应予重视。焦虑成为现代哲学的问题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在《启蒙辩证法》与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类似与一致。揭示启蒙中蕴含着焦虑与解释启蒙理性的情感根基直接相关。在弗洛伊德对成长期儿童的焦虑分析以及焦虑与恐惧的区分、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分析、《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批判中,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异在他者引发的焦虑是西方启蒙的核心问题之一。进一步地反思、遏制、消解焦虑情绪,走向与异在他者的和解,是推进启蒙的主要所在。理性、支配和恐怖,是立足于这种焦虑观反思启蒙的关键词。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中国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选介

汪澍白教授,湖南长沙人,1922年生,194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系,历任南京《新民报》《新华日报》编辑、《湖南日报》秘书长、湘潭大学教授、副校长、湖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现任厦门大学哲学教授。他的名字和事迹被录入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主编的《世界名人录》和《世界名人成就录》。汪澍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近十年来,他发表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香港商务1990年海外版)《文化冲突中的抉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的版)等专著     

从启蒙到革命：《长明灯》的一种新读法

《长明灯》首先是一部批判佛教迷信的小说。在吉光屯,佛、道在儒学的整合下,连同儒教共同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基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吉光屯古老而静止,吉光屯人守旧而没有自我。疯子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他的启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举措。如果说疯子呼吁"熄灭长明灯"是启蒙的话,那么,在对启蒙绝望之后,"火烧社庙"等激进行为表明他改革中国社会的方案由重视文化启蒙转向注重实际行动。这里也隐含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社会革命的征兆。     

胡适与辛亥革命的延续——兼论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时,胡适远在美国,对武昌首义的反应比较平淡。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登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舞台后的胡适,则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十分积极的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一切改革的肇始。而他本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正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一种延续。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和陈独秀等发动的文学革命以及胡适所从事的文化启蒙工作,也是一种真正的社会革命。当然,这种革命的表现形式是渐进的、温和的,这也体现了辛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化启蒙以及社会改良的方式来推进中国变革的尝试。     

从文化传承的视野来评价林则徐的伟大历史贡献

林则徐是被近现代学者尊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伟大历史人物。经过一百年来对于林则徐的热点讨论,我们应该在以往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视野中来考察林则徐的伟大历史贡献及其地位。虽然说,林则徐在当时对于"睁眼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与启蒙远不如他的后辈们来的完备和具有系统性。但是,他继承了自宋代以来朱熹、李贽等所秉承的勇于创新进取的文化精神,率先突破固有的文化思维,探索新的适应时代变化的图强之路,其艰辛困难是后人所难于想象的,其阻力的强度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中国传统主流优秀文化传承重要转折时期的"筚路蓝缕"之功,应该被永久地载入史册,为我们后世所敬仰和继承发扬。     

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的贡献

李大钊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 ,打破副刊的传统风格 ,把其改造成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公共空间”。它以不同于时潮的稳健风格着力于思想文化启蒙 ,为现代副刊提供了一个新发展的方向。李大钊所开创的“晨副”启蒙传统为此后的“晨副”发展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