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评徐讦的文艺思想

不是风凉话而是悲凉话的“三边文学”,主要是为大陆在政治运动中清算自己的“革命同志”感到悲哀。徐讦反对用宣传文学、政治文学取代真实的文学。在左联研究中,徐讦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翻案,体现了他的预见性。但他认为左联是特务组织,则显得过于轻率和随意。     

寒士文学作家左思壮而不悲的范型特征

寒士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寒士文学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渐渐兴盛,至元明时期,戏曲、小说成为时代文学的主导力量.西晋左思的人生、创作等方面特征明显,富有代表性,且生活年代早,堪称寒士文学的一类范型作家.从时代背景、地域文化特征、人生境遇、个性特征、诗文主题与形式等方面,多纬度分析左思“壮而不悲”、豁达从容、进退自如、远祸全身的范型特征,探讨古代左思型寒士“以文鸣世”的生存样态,对厘清古代寒士文学的源流范式有一定价值.     

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兼论韩愈政治思想的进步因素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是人们公认的杰出的文学家;但对他的思想与为人,却有不少人持否定的态度,主要的根据是:韩愈“仇视”“永贞改革”。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同志认为,韩愈“反对王叔文及其领导的政治集团”,“是一个维护大地主世族地主利益,而始终和旧势力妥协者。”七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柳文指要》,则更猛烈地抨击韩愈勾结方镇、疏附宦官,把韩与当时政治上最反动的势力联结了起来。韩愈与“永贞改革”的关系究竟怎样?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并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那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似是而非,是经不起推敲的。     

从“梁启超宪草”看民初中间势力的政制抉择

出身清末改良派-立宪派的梁启超在民初立于官僚派与革命派之间,秉持温和、稳健的政治主张,成为中间势力之代表人物。梁启超拟定的宪法草案接受有限度的内阁制,寻求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他一方面反对新兴革命派势力要求国会独大,主张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固有势力保留一定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的行政专权与独裁。“梁启超宪草”所体现的温和主张为民初政治转型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虽然在实践中未能被贯彻,但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士作为一个并非固止的阶层历来有着士大夫与寒士的朝野分流,这种朝野分流决定了士人社会职事的“志于道”与“游于艺”的分工。诗“穷者而后工”,寒士以其生活际遇的隐幽沉沦而创作了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也更具艺术感染力的诗歌,因而寒士诗歌有着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本文为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研究系列论文之一,主要从文学生态地理学的角度,论列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     

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宫廷文人”,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唐代的宫廷文职官员,几乎人人都必须具备写作应诏诗的技能。只是有些以文学进身的官吏尤其擅长应制奉和,并留下了较多的作品,于是这些人便被笼统地称为“宫廷文人”了。长期以来,研究初盛唐诗歌大多只着眼于革新派这一方面,很少考察宫廷文学的内容及其与革新派之间的联系,并往往过分强调宫廷文学与革新派之间的对峙关系。这就很难对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发展中的地位作出客观的评价。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太宗贞观至中宗景龙年间宫廷文学的演变过程,对这一问题再作细致的探究。     

汉代宫禁侍卫职务的“宦官化”

两汉宫廷禁省服侍人员的身份发生过“宦官化”的趋势。其中表现有：中黄门逐渐成为禁中宿卫的主要部队,黄门令在东汉后期的政变中屡次担任禁军首领,带兵逮捕外戚代表大将军;中常侍取代了侍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并成为统辖禁省事务的总管;宦官掌管尚书机要,控制了省阅呈交章奏和传达天子诏令的工作,并担任了某些在少府之外的“九卿”职务以及各官署的令丞。宫省职务“宦官化”的原因主要是皇帝对百官与外戚的猜忌警惕,为了强化君权而削弱官僚贵族的势力。东汉后期,皇帝逐渐成为宦官集团操纵的傀儡,此时后者掌控宫省要职是实现自身扩张及巩固势力的要求,不再受君主意愿的控制。     

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

曹操是曹魏王朝的创建者。他在创建政权的过程中,有过“唯才是举”、“拔出细微”、抑制豪强、诛杀世族名士之举。有些同志认为曹操打击世族、反对儒学,是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曹操究竟依靠什么势力为政治支柱、阶级基础,他所擢用的是哪些官员,他主要代表地主阶级中哪种势力的利益?这还是值得探讨的。     

晁迥与宋初文学

晁迥是宋代文学世家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早年写作白体诗,同时又追求一种“洪丽”、“雄富”的文学理想;他与杨亿是志同道合的僚友,其西昆体诗折射出他“修洁”的人格情操,是当时宫廷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其漫长的文学活动经历了宋初主要的文学浪潮,基本上代表了宋初文学的健康发展方向,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学界对宋初文学的一般认识;其诗文与时推移,递有嬗变,把他单纯地当作白体诗人或西昆派都显偏颇。     

从兰台聚到东皋会:梁初京师文学场域的构建与冲突

梁武帝通过文学奖誉、政治吸纳、公宴雅集、奖竞机制,于梁初在建康城构建了高度统一的宫廷文学场域。任昉兰台聚、沈约东皋会皆在其笼罩之下发生,呈现出不同文学趋向:前者是宫廷文学场域的外延,以仕进为目的,以好用事为特点,酝酿了梁初的主流诗风;后者与宫廷相对疏离,因喜好声律而聚集,与地方诸王幕府相呼应,为声律复兴埋下了伏笔。武帝以政治干预文学,与任昉兰台聚同气相应,是以梁初门阀社会格局变迁为背景;而沈约东皋文学建立在传统士族庄园经济之上,蕴含统一文学格局中的隐性冲突。梁初京师文学场域中和谐、不和谐的变奏,引领了萧梁文学的大体走向。     

北宋拯救斯文的三种方式

北宋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由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推动的文学复兴运动,三股势力在“道”的旗帜下结成联盟,扫荡五代、宋初的浮艳文风,提倡文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的功利主义原则,从而使文学与人伦道德、群体理性乃至社会政治紧密结合,促进了散文的繁荣。     

论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作用

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政治影响力大,作用独特。在抗日战争中,他们首先提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调维护国共合作,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反对国民党独裁与专政,倡导民主政治,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承担了重要角色,为抗战的胜利、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寒士文学作家鲍照既悲且苦的范型特征

寒士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寒士文学自两晋南北朝开始兴盛,至元明时期一度发展为时代文学的主导力量。刘宋朝寒士鲍照的人生、创作等方面特征明显,代表性强,且生活时代较早,堪称寒士文学的一大范型作家。鲍照有治平理想但无法实现,同情和关注劳动人民的疾苦,关爱亲人,其人生坎坷流离,个性执著,人格分裂。鲍照一生忧国忧民,锲而不舍,最终死于乱军中,为＂既悲且苦＂的悲剧性寒士作家的范型。     

治定守成与明永宣时期的宫廷戏剧

永乐、宣德朝“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代政治最安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不同于洪武朝开国雄主大刀阔斧的强势,此时的统治者是一种治定守成的帝王心态,使得在文化上呈现出不同于前的独特的新风貌,出现了以台阁体为代表的庙堂文学和以宫廷戏为代表的宫廷文化,是明代宫廷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宫廷戏剧的特点是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统治者治定守成的心态；二是“鸣盛”的文学传统使然.     

词为“夜文学”的思考

唐宋词是建立在广泛的生活基础上创作的一代文学，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唐宋词表现生活和再现生活的多样性。一代文学或一种文学由于产生在不同的时代风会之中，因而反映生活的宽窄深浅程度均有不同。比如说，盛唐诗歌是枕籍于“重冠冕”压倒了“重婚娅”“重人物”“重贵戚”的旧传统势力，对外开疆拓上军威四震，国内相对安定统一，南北文化得以交流融合，中外交通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效地将以辅张陈述人的外在活动和对环境征服特点的西汉宫廷皇帝艺术与以转向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的魏晋门阀贵族艺术统一起来，因而表现出了向…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灾难的明天》与抗日根据地农村妇女解放道路

为了抗战的政治需要和适应农村伦理秩序，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重心由抗战初期的以反对封建势力、强调男女平等转移到抗战中后期的加强妇女生产、倡导家庭和谐。在这种强势时代话语的规约之下，深受五四人道平等观念熏陶的作家康濯创作于同时期的小说《灾难的明天》，将一个蕴含五四时代反对封建观念、倡导男女平等的素材，改写成了符合时代需求、宣传“生产自救”的小说，以提倡妇女投入纺织生产这一时代流行话语化解或者说遮蔽农村父权制家庭伦理结构中的性别矛盾和冲突。康濯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具象化解说。将具体的历史文献与虚构的文学文本做互文性的比较阅读，不仅能够考察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道路作出有益的思考与反省。     

人·感情·艺术感应力——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下)

三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要求作家在体验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热烈的感情,“燃烧似的精神状态”,具有一种感情上的“冲动力”,要用自己的血肉去“拥抱生活”。他反对对生活的那种“公平无私”的“冷淡态度”,反对“不明不暗的立场”,反对在创作中“贫血的想象”,反对那种“去了势的文学”,反对创作中的“一般性”的原则。他对作家感受作用的重视和感情在文学创作中作用的这些思考是从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     

论海根外交政策国内分析模型的适用性——以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对北政策为例

＂海根模型＂是分析国内政治因素,特别是国内政权的反对势力特征如何对该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外交政策分析模型。该模型的目的在于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内反对势力的特征如何影响政治领袖的应对策略;二是政治领袖的对应政策又如何影响了该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根据对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对北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该模型在说明国内政治因素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