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与“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国家建设

香港回归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朝着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不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同时也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国家建设，除了要在“一国”内协调好“两制”的各种关系外，其核心任务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长远来看，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国两制”得以有效实践的重要保证。     

“一国两制”构想的政治内涵及理论实践意义

“一国两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必须统一，主权不可分割，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在坚持主权统一性前提下，肯定治权的相对独立性，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条件；在坚持社会主义主体地位的同时允许“两制”并存，是实现“一国”的形式；主张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武力，是实现“一国两制”的途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保证。这五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结构模式及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和保证。正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施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我国宪法体制为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的。因此,现行宪法理应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特别行政区内的宪法实施,应该坚持"一国两制"的要求:坚持"一国",意味着现行宪法应在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实施;实现"两制",标志着宪法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有所不同。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     

“一国两制”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表明“一国两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地位进一步稳固。祖国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仍旧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港、澳、台将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我国的法律将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的新格局，并出现趋同性和独特性并行发展的新特点。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一国之内并存，相互协调，相互吸收，必将促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一国两制”———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

“一国两制”是解决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但是，在法律系统中它是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它使两种在性质上有差别的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构成统一的法律制度，并保证着将来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这方面立法的协调，保证和引导特别行政区在处理区际法律冲突时正确作出选择。认识“一国两制”作为法律原则的地位，对于正确处理我国法律系统中统一与差别的关系，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

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原理,解决当代国际国内复杂矛盾争端的成功典范。“一国两制”构想,揭示出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即在处理复杂矛盾关系时,既要看到对立面的两个点（“两制”）,还必须看到连结对立面的另一个点（“一国”）。“一国”是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去谈“两制”是不行的。革命导师们关于矛盾关系的科学论断,也非常明显地揭示出这种“三点结构”的关系。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两两相对的。任何相对的、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两个点）都必然有一个互相联结的“中介”（支撑点）。我们在变革现实,改造社会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正确把握住矛盾关系的“三点结构”,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犯一些极左的或右的错误,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香港回归的反思与前瞻”研讨会综述

1997年5月29日,武汉大学博士生会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就“一国两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以及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地位、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从法律、经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一次主题讨论会。武汉大学法学院香港法专家张学仁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香港问题专家严清华教授应邀出席并参加了本次研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1.关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一国”是核心、前提,是主权问题,“两制”既有明确的地域限制,也有明确的主体和非主体之分;“一国两制”国家形式,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有某些复合制特点的单一制国家。张学仁教授结合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及政策,指出“一国两制”是以尊重     

“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指引

<正>25载劈波斩浪,25载春华秋实。“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也留下很多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一国两制”实践规律：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根本理论基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两制”能够同处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一国两制”这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邓小平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也是为祖国统一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迄今在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时,一般都以“无统一的组织形式”或“无固定 的组织形式”而定论。笔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共合作方式是 “一国两制”。 当然,“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国之内允许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存 在。“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形成这一科学构想时,先是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较之‘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更 具有普遍意义。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邓小平把这一构想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的思考。” 既然可以把“一国两制”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去思考,那么,也可以把“一国两制”延伸到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国共两党的争端上去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合作方式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国两制”的概念,但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中的辩证法

邓小平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辩证方法 ,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国家统一的正确指导原则 :“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 ,其中大陆社会主义是主体方面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长期不变” ,其中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变是前提 ;实现“一国两制”要有“两手”。以和平方式为主、不承诺放弃非和平方式的方针 ,不仅适用于实现国家统一的过渡时期 ,而且适用于维护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未来     

我国四法域结婚制度比较探析

我国已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对澳门也即将恢复行使主权，台湾和祖国大陆的统一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一国两制”的国家模式下，届时，我国将呈现出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对四法域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理论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四法域结婚制度的核心内容——结婚条件分别作了对比、分析、评价，指出港、澳、台的有关规定对大陆修订现行婚姻法的可资借鉴之处。     

宪政发展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

澳门特区成立十年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都较好地展示出新体新制、新人新事、新作风新思维,较好地展示出＂一国两制＂载体功能。体现＂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是＂一国两制＂新型法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居民都是＂一国两制＂法治的载体。面对全新形势、全新时代,倡导＂一国两制＂文明、构建责任社会具有现实意义。维护共同性,维护大方向、大原则与有效发挥特殊性和灵活性是一致的,把＂一国两制＂载体的功能充分加以发挥,是新时代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浅谈“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理论基础

“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邓小平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我党我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项战略决策。“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     

“一国两制”的伦理思考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与以利己主义为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道德是两种阶级属性相对立的道德体系，二者有渗透、互补，也有摩擦和矛盾。为确保集体主义原则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逐步消除利己主义影响，一是坚持和发扬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二是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探析

中国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恢复行使主权以后,其作为一个非主权地方性实体,在“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的指导下,根据国际条约和基本法的授权,可以享受某些国际法权利,承担一定程度的国际法义务,因而可以将香港特区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法主体。     

“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区的政治发展（1999—2009）

澳门回归十年来的政治发展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政治层面的生动体现。回归之际,澳门的政治站在了历史的高点,《基本法》关于澳门政治体制有7节58条的规定。“一国两制”为包括政治在内的澳门发展提供了体制优势,澳门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澳门政治发展的突出特点是稳健革新。在澳门较少出现香港政治发展中的诸多执拗,政治发展主要体现为公共行政改革。澳门特区成功实践了“一国”与“两制”的有机统一。回顾澳门政治发展的十年历程,思考其中的问题与革新,对澳门的政治发展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澳门特区政制架构的特征与发展态势

在基本法框架下,澳门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其高度自治权由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形成行政长官主导政治、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与制约、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政制架构。为全面推进特区的社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管理,推进产业多元化,以实现“一国两制”下的共治与善治。     

邓小平"两制关系"理论的系统探索--评《邓小平"两制关系"理论研究》

“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两制关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基本的内容之一。被称为美国思想库的兰德公司将“一国两制”比喻为“是取胜于世的‘妙棋’。因为世界上到处存在着‘一国两制’的对立,而世界也处在‘一球两制’的体系中发展。谁也不能回避这一现实,但是谁也没有正视这一现实。只有邓小平的高智慧眼,才提出这一创新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