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应有所畏

居官应有所畏,古训屡屡有之。古人为官从政有“五畏”:一畏上下相蒙,而毁誉不得其真;二畏政事苟且,而官人不负其责;三畏库存不足,而生财不得其道;四畏人才废缺,而教善不得其方;五畏刑掌失中,而心中不知所向。就连有着“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畏惧的时候。据史料记载:唐太宗酷爱鹞鹰,一日正存宫中玩鹰,遇到谏事大夫魏征,惊慌之余,忙将鹞鹰藏于袖中,结果致鹰窒息而亡。面对魏征,虽眼见爱鹰死去,唐太宗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宋太祖喜欢耍雀,一日玩兴正浓,被一史吏路过发现,立即加以劝阻,且言词尖锐而激烈。宋太祖不但不听,还用弹弓打掉了史吏的两颗门牙。史吏也不甘示弱,扬言要把这件事写到正史书中去供后人传阅,宋太祖一听害怕了,忙向史吏赔罪。     

浅谈魏征的“偃武修文”

一提起唐太宗和“贞观之治”,人们自然会想到魏征.魏征,字玄成,河北钜鹿人,后徙河南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生于公元579年(北周宣帝大成元年),死于643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享年六十四岁.魏征对唐代的政治多所献替,功勋卓卓.他提出的“偃武修文”政治主张,对贞观时期的政治生活和唐代社会的发展、繁荣起了重大作用.魏征不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伟大政治家,他的历史功绩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文史长廊

魏征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谏议大夫,是唐“贞观之治”的核心人物。在辅佐唐太宗治国时,他抱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心情,17年如一日地“随事谏正”,直言主讳,对唐太宗治理好国政,建立强盛的国家起了很大作用。唐太宗曾称他是“一面镜子”。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57岁的魏征由于操劳过度,体弱多病,向李世民恳切地请求辞职。他提出了三个理由和愿望:一、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所任;二、退位让贤,以顺应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三、愿当有衔无职的散官,“拾遗补阙”,经常提出意见和建议。魏征退位以后,仍继续关心朝政,进谏如流。其中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就是他退休后提出来的。     

试析《谏太宗十思疏》的现实意义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著名奏疏。他指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积聚德义,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厉行十思。在我看来,魏征所提出的通过“积德义”实现长治久安的纲领性意见,所强调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的安国良策,以及通过“十思” 自戒和选贤任能的干部政策,从而达到“垂拱而治” 战略构想,对今天我们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文将紧扣“十思”,从六个方面试作简论。     

善纳忠谏 邦兴国宁——读魏征谏言的启示

魏征是我国古代的著名诤臣。他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对唐太宗有深刻影响，成为唐太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为了尽快医治隋束战乱所造成的创伤，使新建文的唐王朝政权得以巩固，他向唐太宗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意见和建议，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贞观之治”。     

论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业绩

唐太宗的政绩,前人论述甚多,而对其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却少有专述。本文拟从这方面,试加评论。(一) 隋末战乱,古籍散亡极为严重。唐高祖李渊采纳秘书监令狐德棻的建议,用高价购募遗书。与此同时还增置楷书,组织专门人才缮写古籍,其结果是“数年间群书毕备。”(《唐会要》卷三十五)唐太宗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贞观二年接受魏征的建议,对五经、史记、诸子、诗赋等,重新校定,“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引文同上) 为了治国急需,唐太宗于贞观初年命魏征、虞世南等人编写《群书治要》,凡五十卷。资料取之于六经、诸子等古籍。贞观五年该书完成,太宗赐诸王各一部,以备攻读。(《唐     

唐太宗的镜子——隋炀帝

唐太宗以人为镜 ,隋炀帝是唐太宗的另一面镜子。在太宗眼中炀帝是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魏征等贞观谏臣也常以炀帝为诫鉴 ,隋炀帝便以一个暴君形象载入史册     

魏征与唐太宗关系辨

魏征和唐太宗,是被正史美化的人物,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和英主,被公认为能同心协力、共计国事的典型。果真如此么? 魏征早年的政治生活,走着一条极曲折的路。他先入瓦岗军,后与李密一同降唐。入唐后自告奋勇去山东招降瓦岗军旧部,不幸又为窦建德所俘,不得已拜“起居舍人”,直到窦建德在武牢败迹,他才二次归唐。但遗憾的是,他归唐后并没有很快为李世民所录用,却成了世民的政敌李建成的下属,为建成出谋画策,与世民争夺帝位继承权。据《旧唐书》载,他“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魏征传》)劝建成俟机立功,树威天下,扩大影响,结纳“英俊”(《高祖二十二子列传》)。主意挺厉害。在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惨败身死,魏征亦成败亡之虏。事变后太宗派人把他叫来,厉声斥责:“汝何为离间我兄弟!”当时“众为之危惧”,而魏征却“举止自若”地回答:“先     

圣贤教育拯救危机——《群书治要》的圣贤教育思想与民族复兴中国梦

《群书治要》作为唐初著名谏臣魏征及虞世南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汇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指南。此书为拯救当前社会道德危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构筑民族复兴中国梦、对现代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治国,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从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关系的差异看其文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的微妙关系的比较 ,认为虞世南与太宗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 ,而且有着良好的私交 ,而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则是一种充满着政治张力的君臣关系。造成这两种关系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太宗对南方文化的崇尚超过北方文化。     

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民思想

一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     

从儒家和谐观看唐王朝的盛衰

唐太宗以儒家和谐思想为基础 ,制定了符合社会需要的国家体制 ,君臣之间“和而不同” ,使唐王朝内部和谐 ,充满朝气 ,推动了大唐帝国走向兴盛 ;玄宗后期“同而不和” ,君臣离心 ,决策失误 ,唐王朝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 ,迅速走向衰弱。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隋书》曲笔论

唐初官修前代正史,以撰写胜国兴亡事迹的《隋书》最受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屡屡亲自过问,还为之组织了最为强大的史官班底。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任总监,秘书监魏征直接领修,名史家颜师古、封德彝、孔颖达、许敬宗、令狐德棻先后参修。李世民是古代最开明的君主之一,魏征则以直谏名垂史册。李、魏君臣一再标榜史官必须“直笔其事”,“善恶必书,无所忌惮”。在这种背景下,《隋书》理应如清代学者周中孚、赵翼等人赞扬的那样,“据事直书”、“毫无忌讳”。但是,在认真考察了《隋书》的     

“欲”与“善”：康德和孟子的比较

康德和孟子都认为低级的“欲”关系到感官的愉快、幸福、自爱,高级的“欲”才和“善”有关。康德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要为持续的生命本身负责,为上帝负责,具有宗教精神。康德只关心意志的合乎法则性,至于对象是什么,康德是不关心的。康德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精神,不能开辟出一条通过人的情志内容内在超越的道路。孟子把“善”落实到血缘亲情之中,缺乏外在超越的精神,往往把感官王国的内容混入超越的世界。     

忍者神龟

我家养过很多只巴西龟，在我眼中，它们就像动画片中的忍者神龟一样，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其中最大的一只，我们给它取名叫“侠客”，天生神力战无不胜。有一次，侠客在缸边休息，一只名叫“小不点”的乌龟不小心打扰了它，侠客顿时火冒三丈，起身便追，并把小不点的后脚抓出了血。     

名人故里之争：呼唤人文精神回归

[话题引入] 从“牛郎织女”的故事,六省明争暗斗,到“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今天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和河北三地对魏征故里的各执一辞,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这一场又一场的文化遗产争夺战都打着文化保护的幌子,其中暗藏的玄机耐人寻味。     

“我们”批判

一般来说 ,“我”和“我们”显然有区别 ,但在很多情况下 ,“我”会悄然向“我们”滑动 ,使话语的含义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从修辞学理论来看 ,将“我”和“我们”混合使用 ,或者说在这两者之间滑动 ,修辞效果可能是比较好的 ,相对而言 ,完全把“我”隐去 ,只使用“我们”,尽管可能强化修辞效果 ,却可能败坏认同     

魏征与鸟的PK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时光定格到唐朝,唐太宗坐在春光园中玩自己的鸟,这种叫鹞的鸟,非常漂亮,眼睛比赵薇大,身段比林志玲还俊俏。一阵脚步声．远处来了魏征,太宗急忙把鸟藏到怀里。后来发生的事,人和鸟都始料未及。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